欧洲男同性恋家庭研究同志养孩子,社会支持和儿童行为问题

显示全部楼层 · 2024-9-23 11:00:00

论文摘要
本研究调查了67个通过代孕的欧洲男同性恋（gay）父亲家庭和67个通过非辅助受孕的欧洲异性恋父母家庭的儿童行为问题、养育方式、共同养育和伴侣关系满意度，这些家庭的儿童年龄均为1.5-10岁（年龄中位数=3.57 岁，标差=2.09）。两组家庭的儿童年龄和性别均对等匹配。仅在父亲为同性恋的群体中，研究人员还探讨了传统家庭对同性恋的轻微蔑视、家庭/朋友的支持以及其他主要变量之间的关联。与

异性恋父母的子女相比，父亲为同性恋者的子女的外化和内化问题较少。此外，与异性恋父母相比，同性恋父亲的养育方式更有效、共同养育质量更高、伴侣关系满意度更高。

总体而言，儿童的外部化问题（即攻击性、破坏规则）和内部化问题（即焦虑、抑郁）与异性恋父母家庭、更专制的养育方式和更低的积极共同养育方式有更密切的关系。

具体到同性恋父亲样本，家庭成员对同性恋的轻微诽谤与更多的儿童内化问题、较低的积极共同养育，以及较低的来自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有关。

这些结果驳斥了人们对代孕或由同性恋父亲抚养可能对儿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担忧。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庭治疗师在治疗儿童行为问题时，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改善亲子关系、减少专制/惩罚性的养育方式，以及（特别是对同性恋父亲家庭而言）应对反同性恋的轻微诽谤和缺乏核心家庭以外的社会支持上。

引言
代孕为同性恋者提供了一条为人父母的途径（Bergman，2019）。如今，大多数代孕安排都是"妊娠代孕"（Blake 等人，2017 年），依赖于捐赠的卵子（来自卵子捐赠者）与其中一位预期父亲的精子在体外受精。由此产生的胚胎由医生植入另一名女性（即代孕妈妈）的子宫内。然后，妊娠代孕妈妈将胎儿怀到足月，代孕妈妈与孩子没有遗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极少数欧洲国家允许代孕。并且在这些国家，代孕一般被视为利他代孕（Altruistic Surrogacy），预期父母只需偿还代孕妈妈与怀孕有关的必要费用。例如，英国和荷兰允许异性恋和同性恋居民代孕。葡萄牙只允许有医疗需求的异性夫妇代孕，而希腊则允许异性夫妇和单身妇女（包括外国人）代孕。最后，代孕在奥地利、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瑞典和瑞士是被禁止的。但在比利时、捷克共和国、爱尔兰、卢森堡和罗马尼亚则不受管制。

因此，在许多欧洲国家，通过代孕成为父亲的同性恋者必须求助于跨境/国代孕服务，主要是在美国（仅在特定几个州）和加拿大（伯格曼等人，2010 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代孕生子之路在情感、实践和经济上都充满挑战（Bergman 等人，2010 年；Carone 等人，2021 年）。鉴于这些独特的情况，研究同性恋父亲所面临的障碍是否与他们的养育质量和子女的适应性有关尤为重要。

很少有研究探讨过同性恋父亲通过代孕所生子女的行为适应问题。其中一些研究关注的是意大利的家庭（Baiocco 等人，2018 年；Carone 等人，2018 年；Carone、Baiocco 等人，2020 年），而其他研究则探讨了美国（Golombok 等人，2018 年；Green 等人，2019 年）、澳大利亚（Crouch 等人，2015 年）和以色列（Shenkman 等人，2023 年）的样本。

研究结果一致强调，在不同的发展领域（如社会情感功能、性别类型行为），这些家庭中的儿童与在传统家庭中“母亲-父亲”家庭中长大的儿童发展相似（米勒等人，2017 年）。同样，在法国、英国和荷兰，跨文化研究考察了通过代孕的同性恋父亲与通过捐精人工授精的女同性恋母亲和通过体外受精的异性恋父母相比，向为人父母的过渡和养育质量（Ellis-Davies 等人，2022 年；Rubio 等人，2020 年；van Rijn-van Gelderen 等人，2020 年）。

研究结果表明，同性恋父亲在与子女互动时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和较低的侵扰性（Ellis-Davies 等人，2022 年）；在共同抚养子女的任务中表现出更大的平等性（van van Rijn-van Gelderen 等人，2020 年）；在为人父母的过渡时期表现出更大的能力、乐趣、温暖和参与性（Rubio 等人，2020 年）。

鉴于有关男同性恋父亲通过代孕组建家庭的文献很少，而且多数国家的政府也不愿意将代孕的范围扩大到男同性恋，因此有关这一人群的许多情况仍有待了解和交流（Bergman，2019）。因此，本研究探讨了欧洲通过代孕出生并由同性恋父亲抚养的儿童的行为适应情况，包括儿童的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以及儿童行为问题与父母的养育方式、共同养育和夫妻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

为了确保足够的样本量，并充分考虑欧洲同性恋父亲及其代孕子女的不同文化和法律背景，我们从不同的欧洲国家（ILGA，2023 年），包括目前不允许男同性恋者代孕的国家招募了参与研究的家庭。这使我们能够探索在不同的立法背景下是否可以复制之前的结果。此外，我们还希望提供证据，以消除社会政策制定者对通过代孕成为父亲的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并为与同性恋父亲家庭互动的临床医生提供有用的、基于经验的见解。

尽管在一些读者看来，向男同性恋夫妇提供代孕服务的安全性和适宜性已经得到证实，但在许多政府、司法、社会和心理健康领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无知、偏见和对变革的抵制。这表现在世界许多国家禁止男同性恋获得第三方生殖服务（代孕）和建立合法父母身份的政策上（ILGA，2023 年）。因此，迫切需要对通过代孕成为父亲的男同性恋者进行研究，以便为制定对这些家庭产生负面影响的法律法规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启示。

代孕生子男同性恋父亲家庭的儿童发展

目前有关欧洲代孕男同性恋父亲家庭儿童发展的证据仅限于意大利家庭。Carone 等人（2018年）进行了一项多方法和多信息研究，比较了40名通过代孕由男同性恋父亲所生的儿童和40名通过供体人工授精由女同性恋母亲所生的儿童的外化和内化问题，这些儿童的年龄均为3-9岁。在这两组家庭中，儿童的外部化问题和内部化问题都在正常范围内，而与外部化问题更多相关的因素是儿童的男性性别、更大的反同性恋污名化以及更消极的养育方式。更严重的反同性恋污名化也预示着更多的内化问题。最后，教师报告说，与正常样本儿童相比，父亲为同性恋者的儿童表现出的内化问题明显较少。

另一项意大利研究发现，与异性恋父母的子女相比，同性恋父亲和女同性恋母亲的子女表现出更少的心理问题，而且与异性恋父母相比，同性恋父亲认为自己对伴侣关系更满意（Baiocco 等人，2018 年）。这些结果表明，儿童的发展与父母的同性倾向以及代孕无关，这与美国对通过收养或辅助生殖方式组成的家庭的其他研究结果相呼应（综述见 Imrie & Golombok, 2020）。

本研究采用了与格林等人（2019）在美国使用的类似测量方法。这些研究人员对 68 名有 3-10 岁子女的男性同性恋代孕父母使用了儿童行为检查表（CBCL；Achenbach & Rescorla, 2000; Achenbach & Rescorla, 2001），以评估儿童的外化问题（即攻击、破坏规则）和内化问题（即焦虑、抑郁、社交退缩）。与年龄、性别、种族和父母职业水平相匹配的标准样本相比，父亲为同性恋者的男女儿童在内化和外化问题上的得分都明显较低。父亲为同性恋者的女儿在内化问题上的得分尤其低于标准组的女儿。此外，如果同性恋父亲在养育子女时较少专制或放任，更积极地共同养育子女，并从朋友那里获得更多支持，那么其子女的行为问题也较少。

LGBT同性恋者代孕-养育子女

关于有意成为同性恋父亲的夫妇（即出柜后）养育子女的研究涉及养父、代孕父亲，以及非正式的男性共同父母与第三方在类似亲属关系的安排下共同养育子女（综述见 Imrie & Golombok, 2020）。在育儿领域，与本研究相关的育儿风格概念是指父母对涉及子女的情况的反应风格的个体差异。儿童发展文献确定了父母行为的两个主要维度：一个以父母的接纳、支持和温暖为特征；另一个以父母的控制为特征（Baumrind，1971 年）。
根据这些维度，Baumrind（1971 年）确定了三种不同的养育方式：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权威型父母会为子女设立明确的界限，同时也会对子女的需求做出热情的回应。权威型父母养育的孩子往往表现出较高的社交能力、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专制型父母被描述为严格、苛刻、对子女的需求反应迟钝，其子女往往因此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反社会行为和焦虑。与此相反，放任型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很少，他们的子女往往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成就感（Grusec & Hastings，2014）。Baumrind（1991 年）后来又增加了第四种教养方式，即忽视型教养方式，其特点是对孩子的支持较少或没有支持，很少或没有父母的责任。这被认为是最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养育方式。

在他们最近的研究中，Neresheimer 和 Daum（2021 年）发现，与异性恋父母相比，通过代孕的同性恋父亲往往表现出更权威的风格，当他们的孩子表现出消极或有问题的行为时，他们的反应较少恼怒。同样，格林等人（2019）在美国的研究中发现，代孕的男同性恋父亲在养育子女时较少表现出专制或放任，其子女的行为问题也较少。

这些结果与之前研究的养育维度一致，如在观察到的游戏或结构化活动中的温暖、纪律、敏感性和侵入性（如 Carone、Baiocco 等人，2020 年；Ellis-Davies 等人，2022 年；Golombok 等人，2018 年）；对儿童的敏感支持、 2018）；在父子讨论代孕构想的过程中，对儿童探索其起源的敏感支持（如 Carone、Barone 等人，2020）；以及父母报告的自我效能（如 Baiocco 等人，2018）。无论调查的养育维度或采用的方法如何，所有这些研究都一致认为，通过代孕的男同性恋父亲与女同性恋母亲和异性恋父母一样能够胜任养育角色（综述见 Golombok, 2020; Miller 等人, 2017）。

基于父母性别和性取向的大多数养育质量维度缺乏可观察到的差异（以及在观察到差异的情况下，男同性恋父亲的结果更优；例如，Baiocco 等人，2018 年；Golombok 等人，2018 年；Green 等人，2019 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实践层面上，研究结果减轻了社会对男性性别和非异性恋取向的结合可能对养育质量以及儿童适应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担忧（讨论见 Golombok, 2020）。在理论层面上（即在关于具体的母爱和父爱维度的辩论中），研究结果支持父母建构的性别中性模型（Fagan 等人，2014 年）。

同志家庭的共同养育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共同养育过程是家庭功能的基石，对儿童的情感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McHale，2011；Minuchin，1985）。共同养育包括父母在相互存在或不存在的情况下相互合作、支持和/或破坏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管理三元组过程（Egeren & Hawkins, 2004; McHale, 1997）。共同养育的主要维度包括支持、冲突、分工、家长参与、教育目标和优先事项的一致以及三角关系（Egeren & Hawkins, 2004; Feinberg, 2009; McHale, 1997; Teubert & Pinquart, 2010）。本研究重点关注共同养育的三个方面：(a) 总体积极的共同养育，因为之前的研究显示，麦克黑尔的共同养育的所有维度之间都有很强的相互关系（格林，2019 年）；(b) 养育分工（即 "谁做什么"）；(c) 对养育分工的满意度。
迄今为止，有关同性恋父亲家庭的共同养育质量与儿童发展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对领养家庭的研究得出的（例如，Farr 等人，2019 年；Feugé 等人，2019 年）。只有格林等人（2019）进行的一项美国研究发现，在通过代孕的父亲为同性恋者的家庭中，更积极的共同养育与更少的儿童行为问题之间存在关联。有关这些家庭中共同养育子女的其他研究主要集中在育儿分工方面（讨论见 Carone & Lingiardi, 2022）。与女同性恋共同养育子女类似，男同性恋共同养育子女往往比异性恋共同养育子女更平等（Carone 等人，2017 年；Farr & Patterson，2013 年；Goldberg 等人，2012 年；Tornello 等人，2015 年；van Rijn-van Gelderen 等人，2020 年）。

伴侣/夫妻关系满意度

从家庭系统的角度来看（Minuchin，1985 年），夫妻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是可能影响儿童适应的另一个维度。少数关于通过代孕的同性恋父亲的夫妻关系满意度的研究发现，与通过非辅助受孕的异性恋父母相比，他们的满意度更高（Baiocco 等人，2018 年）。然而，从对无子女男同性恋的研究中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证据，显示男同性恋对其二人关系的满意度同样高，并倾向于将这些关系描述为稳定和幸福的关系（D'Augelli 等人，2007 年；Kurdek，2005 年）。此外，男同性恋伴侣报告的关系冲突程度与异性恋伴侣相似（Kurdek，2005）。

对同性恋伴侣家庭的污名化

尽管在法律、医疗和社会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同性恋父亲及其子女在不同的环境中（如学校、宗教机构和医疗机构）仍然会受到鄙视和污名化，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因害怕偏见而回避某些社交场合（D'Amore 等人，2020 年；Perrin 等人，2019 年）。特别是，通过代孕的同性恋父亲必须应对主流观念，即孩子需要父亲和母亲才能健康成长，而两个同性恋父亲无法代表良好的性别榜样（Carneiro等人，2017）。因此，被排斥感和证明自己作为父母的必要性可能会影响他们作为父母的能力（Perrin 等人，2019 年）。同样，同性恋父亲通过代孕所生的子女也必须学会应对在生理出身和家庭组成方面与同龄人不同的压力（Carone et al.）
在 Perrin 等人（2019 年）进行的美国研究中，63.5%的受访者表示曾因身为同性恋父亲而遭受污名化，51.2%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因害怕遭受污名化而回避了一些场合。大多数成见发生在宗教环境中（34.8% 的受访者报告）。约有 25%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曾遭受过来自家庭成员、邻居、同性恋朋友和/或服务提供者（如餐厅员工、销售人员）的成见。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的学校和医疗保健环境经常被报告为污名化环境。最近的证据显示，感知到的鄙视与儿童和父母的幸福感降低有关（Carone 等人，2018 年；Goldberg & Smith，2011 年；Golombok 等人，2018 年；Green 等人，2019 年）。

在 Carone 等人（2018 年）和 Golombok 等人（2018 年）的上述研究中，鄙视分别与意大利和美国通过代孕产生的同性恋父亲家庭中儿童的外化问题有关。与此相关的是，Green 等人（2019）发现，父母感知到的鄙视可能会在夫妻功能和共同养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同性恋父亲报告家庭成员受到更多的反同性恋微诋毁，这与父亲的鄙视意识更强、受到配偶/伴侣更多的愤怒/攻击以及更少的积极养育和共同养育有关。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指来自社会网络和团体成员的鼓励、关爱和认可（Zimet 等人，2010 年）。无论性取向和性别如何，更多的社会支持与所有夫妇的心理调整和关系功能密切相关（Kurdek，1988）。此外，与朋友和原生家庭成员的支持性关系也与积极的夫妻关系和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例如，Coyne & Downey，2003）。由于性偏见和污名化，社会支持可能对同性恋父母起到核心作用（Green，2012）。性少数群体父母家庭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是原生家庭、朋友和重要他人（Green，2019）。在一项关于同居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夫妇社会支持的开创性研究中，参与者报告说，他们从朋友那里获得的支持多于原生家庭（Kurdek，1988 年）。然而，将社会支持变量纳入通过代孕建立的男同性恋父亲家庭的研究非常有限。
关于本研究
本研究考察了通过代孕的欧洲同性恋父亲家庭与通过非人工辅助受孕的异性恋父亲家庭相比，在儿童行为问题、积极的共同养育、养育风格（即专制、权威、放任）、任务分担、任务分担满意度和夫妻关系满意度方面的情况。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同性恋父亲对社会支持和家庭反同性恋歧视的看法是否与儿童行为问题、养育方式、任务分担、任务分担满意度、夫妻关系满意度和积极的共同养育有关。根据上述文献，我们提出以下推测：

通过代孕由同性恋父亲所生的孩子与通过非人工辅助受孕由异性恋父母所生的孩子在内化和外化问题上没有明显差异。
与异性恋父母相比，同性恋父亲会报告更有效的养育方式（即更少的专制和放任养育方式、更多的权威养育方式）、更好的共同养育质量（即更积极的共同养育方式、任务分担的平等性、对任务分担的满意度）以及更高的夫妻关系满意度。
与家庭组成（即父母的性取向、性别和受孕方式）相比，家庭互动过程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特别是，较低效的养育方式（即较多的专制和放任养育方式、较少的权威养育方式）、较少的积极共同养育方式、较少的公平任务分担方式、较低的任务分担满意度以及较低的夫妻关系满意度将与较多的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相关联。
在同性恋父亲样本中，反同性恋轻微诽谤的经历越多，来自原生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越少，则儿童的外化和内化问题越多，专制和放任的养育方式越多，权威型养育方式越少，积极的共同养育方式越少，公平的任务分担越少，任务分担的满意度越低，夫妻关系的满意度越低。

方法
样本
67位同性恋父亲（每个家庭一位）和 67 位异性恋父母（每个家庭一位，其中 62 位为母亲）--均被认定为主要照顾者（即与目标儿童相处时间最长且自出生以来承担了大部分育儿责任的父母）--填写了调查问卷。如果父母共同承担养育责任，与孩子相处的时间相同，则要求他们掷硬币决定由谁填写问卷。同性恋父亲是通过代孕机构、生育诊所和欧洲的LGBTQ+家庭组织招募的。异性恋父母则通过邮寄传单、在 Facebook 上发布信息以及滚雪球式抽样程序招募。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性别，每个同性恋父亲家庭都与一个异性恋家庭配对。表1列出了参与者的社会人口数据。

表 1. 参与调查的父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N = 134）。

特征	完整样本（N = 134）	通过代孕的同性恋父亲 ( n = 67)	通过独立受孕的异性恋父母 ( n = 67)	F (df)/χ 2 (df)/Fisher 精确检验	p	第2页
		中号（标清）	中号（标清）
父母的年龄（岁）	37.68 (7.68)	41.78 (7.63)	33.58 (5.16)	52.98 (1,132)	<0.001	0.29
孩子的年龄（岁）	3.57 (2.09)	3.52 (2.12)	3.62 (2.07)	0.07 (1,132)	0.789	<0.01
儿童人数	1.59 (0.64)	1.45 (0.59)	1.72 (0.67)	5.75 (1,132)	0.018	0.04
		数（%）	数（%）
父母的性别（父亲）	72 (53.73)	67 (100)	5 (7.46)	115.39 (1)	<0.001
教育程度（≥高等教育）	111 (82.84)	65 (97.01)	46 (68.66)	17.97 (1)	<0.001
年收入 (≥ 60.001€)	45 (33.58)	28 (41.79)	17 (25.37)	4.08 (1)	0.043
社会经济地位（高）	71 (52.99)	41 (61.19)	30 (44.78)	3.63 (1)	0.057
地理居住地				106.93	<0.001
奥地利	1 (0.75)	1 (1.49)	0
比利时	17 (12.69)	10 (14.93)	7 (10.45)
丹麦	2 (1.49)	2 (2.96)	0
法国	36 (26.87)	34 (50.75)	2 (2.96)
德国	2 (1.49)	0	2 (2.96)
卢森堡	46 (34.33)	3 (4.48)	43 (64.18)
挪威	1 (0.75)	1 (1.49)	0
罗马尼亚	1 (0.75)	0	1 (1.49)
西班牙	14 (10.45)	14 (20.90)	0
瑞典	1 (0.75)	1 (1.49)	0
瑞士	13 (9.70)	1 (1.49)	12 (17.91)
孩子性别（男孩%）	72 (53.73)	36 (53.73)	36 (53.73)	0.00 (1)	1.000
第一个出生的孩子	116 (86.57)	64 (95.52)	52 (77.61)	9.24 (1)	0.002
参与父母与孩子的遗传联系	102 (76.12)	35 (52.24)	67 (100)	42.04 (1)	<0.001

注：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可能不等于 100。
同性恋父亲的纳入标准是
(a) 子女年龄在1.5-10岁之间，通过代孕出生，并与其中一位父亲有遗传关系；
(b) 参与调查的父亲至少年满 18 岁，目前与原计划与之共同育儿的伴侣或配偶保持关系；
(c) 家庭居住在欧洲。从居住地来看，父母居住在 11 个国家，其中居住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同性恋父亲较多，居住在瑞士和卢森堡的异性恋父母较多，费雪精确检验 = 106.93，P < 0.001。问卷有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利特尔（1988）检验表明，缺失数据很可能是完全随机的，χ2(362) = 367.84; p = 0.405。因此，对缺失数据的处理采用了多重推定法，共进行了 20 次推定，这样就可以使用所有数据，即使是数据不完整的参与者。

本研究获得了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心理科学与教育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参与者在填写问卷前签署了一份在线知情同意书。调查的保密性得到了保证，所有数据都被掩盖了参与者的身份。为确保保密性，参与者的推荐机构被要求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向成员发送研究传单。感兴趣的家长可以直接访问调查网站，而无需通知相关机构，也不会向任何转介机构反馈参与者的信息。

调查工具
儿童行为问题
儿童行为检查表--家长报告表（CBCL；Achenbach & Rescorla, 2000; Achenbach & Rescorla, 2001）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测量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的工具。本研究使用了针对1.5-5岁儿童的学龄前表格（100 个项目）和针对6-18岁儿童的学龄期表格（113 个项目）。这两份问卷均采用三点反应量表，从0（不真实）到2（非常真实）来测量内化问题（即躯体不适、焦虑、抑郁、退缩；"看起来无缘无故不开心"）和外化问题（即破坏性、攻击性和犯罪行为；"打人"）。在本研究中，学龄前和学龄期CBCL的信度良好（内化问题的信度分别为 α = 0.82 和 0.86；外化问题的信度分别为 α = 0.89 和 0.85）。

教养方式
养育风格和维度问卷：自我报告和观察者版本（PSDQ；Robinson 等人，2001 年）是一份包含 64 个项目的问卷，其中包括：
(a) 自我报告项目，用于测量参与调查的父母对其学龄前或学龄儿童的养育风格（即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
(b) 一组相同的项目，供参与调查的父母报告对方对其学龄前或学龄儿童的养育风格。本研究对每种教养方式（即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进行了综合评分，将参与研究的家长的自我报告与他们对对方家长教养方式的报告相加得出。

与权威型教养方式相关的15个项目用于衡量父母使用推理和适当限制的情况（例如，"强调制定规则的理由"）。12个项目测量专制型养育方式（即严格、惩罚性）（如 "使用体罚作为管教孩子的方式"）。最后，5 个项目评估放任型养育方式（即自由放任、宽松）（例如，"当孩子对某件事情大吵大闹时，我们就迁就孩子"）。所有项目均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从1分（从不）到5分（总是）不等。得分越高，表示该教养方式的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PSDQ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来自共同父母的综合得分）如下：权威型养育，Cronbach's α = 0.93；专制型养育，Cronbach's α = 0.84；放任型养育，Cronbach's α = 0.70。

夫妻关系满意度
夫妻关系满意度指数--简表（Funk & Rogge，2007年）是一个四项目量表，用于测量夫妻关系的总体满意度。第一项采用8分李克特量表，从1（非常不幸）到8（再幸福不过）。其余三个项目采用7分李氏量表，从1分（完全不真实）到 7 分（绝对真实）不等（例如，"我与伴侣之间的关系温馨舒适"）。分数越高，表示对伴侣关系的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 = 0.95）。

养育子女
共同育量表（McHale，1997年）由16个项目组成，用于测量参与研究的父母对夫妻共育关系的看法。该量表由三组项目组成，涉及养育子女的夫妇如何合作养育子女。
第一组问题询问父母双方都在场时，参与调查的父母及其伴侣是如何抚养孩子的（例如，"对你的伴侣说一句关于这个孩子的肯定或赞美的话"）；
第二组项目询问伴侣不在场时，参与调查的父母是如何对待孩子的（例如、"最后一组项目调查参与调查的父母与其伴侣在整体育儿方法/理念上达成一致的程度（例如，"您和您的配偶多久会在如何应对孩子的行为上出现分歧？）项目采用7分制李克特量表计分，从1分（绝对没有）到7分（几乎经常或总是）不等，其中8个项目采用反向计分。从8个积极亲子关系项目中减去8个消极亲子关系项目的得分，再除以16（即项目总数），计算出积极亲子关系的平均总分。分数越高，表示积极的亲子关系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α = 0.78）。

本研究还采用了20个项目的"谁做什么"（WDW）问卷（Cowan和Cowan，1990年）来衡量育儿活动中的任务分担情况。WDW中的每个项目（如"给孩子讲故事"）都采用9分制的李克特量表评分，从1分（我的伴侣做所有的事情）到5分（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再到9分（我做所有的事情）。分值以中间点为中心，即0分表示公平分担任务，但较高或较低的分值表示共同父母之间的不平衡。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 = 0.84）。

最后，我们采用了WDW的两个项目来测量育儿任务分工的总体满意度，分别从主要父母（例如，"总体而言，您和您的伴侣对照顾孩子的任务分工的满意度如何？"）和伴侣（例如，"总体而言，您的伴侣对您和您的伴侣照顾孩子的任务分工的满意度如何？"）的角度进行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从1（非常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不等。计算出任务分担满意度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 = 0.88）。

家庭反同性恋轻微攻击
由6个项目组成的家庭反同性恋微诋毁量表（FAMS；Green，2013年）用于测量同性恋父亲家庭的成员所经历的微诋毁程度（例如，"因为我们是同性恋父母家庭，人们对我、我的伴侣或我们的孩子发表了不敏感或无知的评论"）。该量表采用李克特（Likert）6 级评分法，从 1 分（从不）到 6 分（非常频繁）不等，分数越高，轻微诽谤越多。该量表仅对男同性恋父亲进行测量，其内部一致性（α = 0.70）尚可接受。

来自家庭成员和朋友的社会支持
感知社会支持多维量表（MSPSS；Zimet et al. 项目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评分，从1分（非常不同意）到7分（非常同意）不等，分数越高表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在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都只对男同性恋父亲进行施测，并且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 = 0.91，表示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α = 0.84，表示来自朋友的支持）。

统计分析
分析使用R软件（R Core Team，2021 年）。首先，对样本的正态性、方差的同质性、线性以及无明显影响的异常值等假设进行了检查。此外，考虑到欧洲各国父母的地理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我们还使用了非参数曼-惠特尼U检验来检查居住在法国或西班牙的同性恋父亲与居住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性恋父亲在研究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同样的方法也用于检验居住在卢森堡或瑞士的异性恋父母与居住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异性恋父母在任何研究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没有发现差异，则后续分析不考虑居住国。

研究变量之间的关联分别针对两个样本进行分析。为了确定儿童行为问题（即外化和内化问题）、养育方式（即专制、放任、权威）、共同养育（即积极的共同养育、任务分担、对任务分担的满意度）和夫妻关系满意度作为家庭组成函数的潜在差异（假设 1 和 2），分别进行了三次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和一次方差分析（ANOVA）。鉴于之前有证据表明儿童行为问题存在性别差异--女孩表现出更多的内化问题，男孩表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Rescorla 等人，2007年），因此将儿童性别以及儿童性别与家庭组成之间的交互作用作为预测因素纳入以儿童行为问题为结果的模型中。

以儿童行为问题为标准变量（假设3），建立了多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检验家庭过程变量与家庭组成之间的关联。由于样本量相对有限，为了保持统计能力，首先单独引入了每个因家庭组成而异的社会人口变量（即父母年龄、父母教育程度、年收入、目标子女为长子、子女数量），然后只有当这些变量单独对特定儿童行为结果具有显著预测价值时，才将其保留在完整模型中。为了确定最能解释儿童行为问题的模型，我们考虑了调整后R2的显著性和模型间R2的显著变化（如果有的话）。

使用双变量相关性探讨了同性恋父亲组中家庭反同性恋轻微诽谤、社会支持、儿童行为问题、养育方式、积极的共同养育以及夫妻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假设4）。最后，考虑到研究对象难以触及，我们对四个假设进行了交叉分析（使用pwr R软件包），阿尔法值为0.05。目的是产生足够的效果来检测至少中等的效应大小，这与该领域以往的研究（如 Carone 等人，2018 年；Golombok 等人，2018 年；Green 等人，2019 年）一致。

研究结果
表1 列出了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数据，表2 则按家庭组别列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关联。没有发现任何研究变量因父母的地理居住地而存在差异。附录S1 列出了全部统计数据。

表 2. 按家庭组成（N = 134）划分的儿童行为问题、养育方式、共同养育、夫妻关系、亲友支持和家庭反同性恋轻微诽谤之间的关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孩子外化问题	1	0.29	0.34	0.14	−0.19	−0.45	−0.03	−0.06	−0.14	−0.14	0.03	0.08
2. 孩子内化问题	0.63	1	0.32	0.02	−0.16	−0.34	−0.11	−0.01	−0.12	−0.10	−0.11	0.27
3.专制教养方式	0.50	0.47	1	0.12	−0.42	−0.43	−0.02	−0.01	−0.23	−0.36	−0.27	0.17
4. 宽容的教养方式	0.27	0.35	0.36	1	0.22	0.04	0.09	−0.03	−0.02	−0.11	0.02	0.06
5、权威的教养方式	−0.0	−0.24	−0.27	−0.12	1	0.51	−0.01	0.33	0.17	0.40	0.30	−0.19
6.积极的共同养育	−0.40	−0.47	−0.44	−0.39	0.25	1	−0.06	0.29	0.37	0.37	0.31	−0.26

注：同性恋父亲组的关联显示在对角线上方，而异性恋父母组的关联显示在对角线下方。/ = 未计算。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儿童行为问题、养育方式、共同养育和夫妻关系满意度的差异与家庭组成的关系

为了简洁起见，文中只报告了显著差异，完整的统计结果显示在表3中。与异性恋父母相比，同性恋父亲报告的子女外化问题较少，内部化问题也较少。此外，与异性恋父母相比，同性恋父亲在共同养育子女方面表现得更加积极，在分担育儿任务方面更加平等，对分担任务的满意度也更高。最后，与异性恋父母相比，同性恋父亲表现出更强的权威型养育、更低的放任型养育以及更高的夫妻关系满意度。

表3. 儿童行为问题、养育方式、共同养育、夫妻关系、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以及家庭反同性恋微言秽语的描述性统计（N = 134）。

多变的	完整样本（N = 134）	通过代孕的同性恋父亲 ( n = 67)	通过独立受孕的异性恋父母 ( n = 67)	F (df)	p	第2页
		中号（标清）	中号（标清）
儿童行为问题
家庭构成				16.55 (2,129)	<0.001	0.20
儿童性别				0.22 (2,129)	0.807	<0.01
家庭构成 * 儿童性别				1.24 (2,129)	0.293	0.02
问题外化	7.44 (6.54)
家庭构成		4.58 (3.73)	10.30 (7.46)	32.80 (1,130)	<0.001	0.20
儿童性别				0.43 (1,130)	0.512	<0.01
女孩们	7.08 (7.05)	3.39 (2.20)	10.77 (8.24)
男孩们	7.75 (6.09)	5.61 (4.44)	9.89 (6.80)
家庭构成 * 儿童性别				2.33 (1,130)	0.129	0.02
内化问题	4.92 (4.76)
家庭构成		3.40 (2.57)	6.43 (5.86)	15.07 (1,130)	<0.001	0.10
儿童性别				0.12 (1,130)	0.735	<0.01
女孩们	4.77 (5.49)	3.03 (2.79)	6.52 (6.43)
男孩们	5.04 (4.06)	3.72 (2.36)	6.36 (4.92)
家庭构成 * 儿童性别				0.29 (1,130)	0.593	<0.01
教养方式				5.25 (3,130)	0.002	0.11
威权主义	1.62 (0.34)	1.64 (0.30)	1.61 (0.37)	0.24 (1,132)	0.127	<0.01
宽容的	2.28 (0.54)	2.16 (0.57)	2.39 (0.49)	6.04 (1,132)	0.015	0.04
权威性	4.12 (0.51)	4.22 (0.47)	4.02 (0.54)	5.04 (1,132)	0.026	0.04
共同养育				8.77 (3,130)	<0.001	0.17
积极的共同养育	1.61 (0.51)	1.70 (0.48)	1.52 (0.52)	4.21 (1,132)	0.042	0.03
任务共享	0.59 (0.88)	0.25 (0.60)	0.92 (0.99)	22.88 (1,132)	<0.001	0.15
任务分担满意度	4.21 (0.89)	4.37 (0.86)	4.05 (0.91)	4.22 (1,132)	0.042	0.03
夫妻关系总体满意度	5.16 (1.33)	5.38 (0.98)	4.93 (1.58)	3.94 (1,132)	0.049	0.03
感知支持
来自家人	/	5.61 (1.30)	/	/	/	/
来自朋友	/	5.91 (0.89)	/	/	/	/
家庭反同性恋微侵犯	/	2.29 (0.71)	/	/	/	/

注：Wilks'λ用于以儿童行为问题、养育方式和共同养育维度为结果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而F用于以夫妻关系为结果的方差分析（ANOVA）。/ = 未计算。

与同性家庭养育的儿童行为问题相关的因素

为了研究最重要的变量（即家庭组成与特定家庭过程）以及这些变量对儿童外化和内化问题的影响程度，我们分别计算了两个回归分析并进行了比较。为简洁起见，下文只描述了拟合最佳的模型，而表4则报告了模型的完整拟合指数和细节。当把外化问题作为一个结果时，模型2显示出最佳拟合，因为从模型2到模型3的解释方差变化并不显著（p = 0.172）。模型2解释了41%的方差，更多儿童的外化问题与更专制的养育方式（β = 0.21，SE = 0.08，p = 0.009）、更低的积极共同养育（β = -0.27，SE = 0.09，p = 0.005）和异性恋家庭组成（即异性恋父母的子女外部化问题得分更高）有关（β = -0.54，SE = 0.18，p = 0.003）。

表 4. 与儿童外化和内化问题相关的因素及模型拟合指数（N = 134）。

	DV：外部化问题					DV：内部化问题
	β (SE)	置信区间 [2.5%, 97.5%]	p	调整R 2	ΔR 2 _	β (SE)	置信区间 [2.5%, 97.5%]	p	调整R 2	ΔR 2 _
型号1
家庭构成	−0.59 (0.19)	−0.97, −0.22	0.002	0.23		−0.63 (0.20)	−1.01, −0.24	0.002	0.09
家长教育	−0.23 (0.08)	−0.40, −0.07	0.006			/	/	/
父母年龄	−0.09 (0.09)	−0.27, 0.09	0.320			−0.01 (0.10)	−0.20, 0.19	0.928
型号2
家庭构成	−0.54 (0.18)	−0.90, −0.18	0.003	0.41	0.21	−0.55 (0.19)	−0.93, −0.18	0.004	0.27	0.22
家长教育	−0.11 (0.08)	−0.26, 0.05	0.180			/	/	/
父母年龄	−0.16 (0.08)	−0.32, 0.01	0.065			−0.04 (0.09)	−0.22, 0.14	0.650
独裁型教养方式	0.21 (0.08)	0.05, 0.37	0.009			0.33 (0.09)	0.16, 0.50	<0.001
宽容的教养方式	0.14 (0.07)	−0.01, 0.28	0.065			0.05 (0.08)	−0.11, 0.211	0.531
权威的教养方式	−0.02 (0.08)	−0.18, 0.14	0.803			0.09 (0.09)	−0.09, 0.26	0.323
积极的共同养育	−0.27 (0.09)	−0.45, −0.08	0.005			−0.28 (0.10)	−0.49, −0.08	0.006
任务共享	−0.08 (0.08)	−0.24, 0.09	0.362			0.04 (0.08)	−0.13, 0.21	0.652
任务分担满意度	0.02 (0.07)	−0.12, 0.17	0.749			0.05 (0.08)	−0.12, 0.21	0.561
夫妻关系总体满意度	−0.03 (0.09)	−0.21, 0.15	0.758			0.09 (0.10)	−0.11, 0.28	0.370

家庭构成	−0.56 (0.18)	−0.91, −0.20	0.003	0.41	0.02	−0.55 (0.19)	−0.91, −0.18	0.004	0.30	0.04
家长教育	−0.08 (0.08)	−0.23, 0.08	0.340			/	/	/
父母年龄	−0.16 (0.08)	−0.33，<0.01	0.052			−0.04 (0.09)	−0.22, 0.13	0.623
独裁型教养方式	0.29 (0.10)	0.09, 0.50	0.005			0.44 (0.11)	0.22、0.65	<0.001
宽容的教养方式	0.12 (0.07)	−0.03, 0.27	0.105			0.03 (0.08)	−0.13, 0.19	0.733
权威的教养方式	−0.03 (0.08)	−0.19, 0.12	0.676			0.07 (0.09)	−0.10, 0.24	0.444
积极的共同养育	−0.34 (0.13)	−0.60, −0.08	0.012			−0.39 (0.14)	−0.67, −0.11	0.007
任务共享	−0.07 (0.08)	−0.24, 0.09	0.367			0.05 (0.08)	−0.12, 0.21	0.570
任务分担满意度	0.03 (0.08)	−0.12, 0.17	0.732			0.04 (0.08)	−0.12, 0.21	0.589
夫妻关系总体满意度	−0.01 (0.09)	−0.19, 0.18	0.949			0.13 (0.10)	−0.08, 0.33	0.222
家庭构成×专制风格	−0.21 (0.16)	−0.52, 0.10	0.191			−0.29 (0.17)	−0.62, 0.04	0.083
家庭构成 × 积极的共同养育	0.11 (0.17)	−0.22, 0.43	0.520			0.18 (0.18)	−0.18, 0.53	0.330

注：就儿童外化问题而言，模型2是最适合数据的模型，因为从模型1到模型2的R2变化显著，且能解释显著的方差（41%），而从模型2到模型3的R2变化不显著。就儿童内化问题而言，模型3最符合数据，因为从模型2到模型3的R2变化显著，且能解释显著的方差（30%）。在预测儿童内化问题的模型中，没有输入家长教育程度，因为它在单独测试时没有显著影响（p = 0.843）。家庭组成编码为 1 = 异性恋父母，2 = 同性恋父亲。/ 表示该变量未输入模型。
* p < 0.05.
*** p < 0.001.

关于儿童的内化问题，模型3的拟合效果最好，因为R2的增加是显著的（p = 0.035），并且解释了30%的方差。具体来说，与儿童更严重的内化问题明显相关的因素再次是：更专制的养育方式（β = 0.44，SE = 0.11，p < 0.001）、更低的积极共同养育（β = -0.39，SE = 0.14，p = 0.007）和家庭异性恋构成（即异性恋父母通过非协助受孕所生子女的内化问题得分更高）（β = -0.55，SE = 0.19，p = 0.004）。

男同性恋父亲群体中家庭反同性恋轻微诽谤、社会支持、养育方式、共同养育和夫妻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我们计算了二元相关性，以探讨家庭反同性恋轻微诽谤和亲友支持对同性恋父亲的养育方式、共同养育和夫妻关系满意度的影响。表2报告了全部统计数据。

动力分析
有关功率分析的全部细节见补充材料。总体而言，根据 Cohen（1988）的指示，样本的规模足以检测到大效应（如 d = 0.80）、中效应（如 d = 0.50）和小效应（如 d = 0.20），但回归模型2和3以及二元相关效应除外，因为在这两种效应中不可能检测到小效应。

讨论
本研究旨在比较欧洲同性恋代孕父亲与欧洲异性恋非代孕父母对孩子行为问题的报告，前者的报告与后者的报告在孩子性别和年龄上相匹配。研究还探讨了积极的共同养育、养育风格（即专制、放任、权威）、任务分担和夫妻关系变量是否与两组家庭中儿童的外化和内化问题有关。

关于儿童行为问题的第一个假设，结果表明，与异性恋父母通过非辅助受孕方式生育的子女相比，通过代孕方式生育的父亲为同性恋的子女表现出较少的外化和内化问题。虽然第一个假设没有得到证实（因为同性恋父亲的子女比异性恋父母的子女表现得更好，而不仅仅是与之相当）。但结果与之前的研究一致，表明通过代孕的同性恋父亲家庭的儿童发展健康（Carone 等人，2018 年；Golombok 等人，2018 年；Green 等人，2019 年；Shenkman 等人，2023 年）。

文献中对这一发现提出了几种解释。首先，正如 Green 等人（2019 年）所指出的，异性恋父母所生的一些孩子是偶然怀上的，而男同性恋父母通过代孕所生的孩子总是有计划的、想要的，是漫长、复杂、昂贵的历程的结果，其特点是持续的努力，有时还面临许多挑战（与父亲的原生家庭、朋友和同事有关）。在代孕过程中，男同性恋父亲还需要花大量时间与代孕机构、代孕妈妈、代孕妈妈的丈夫/伴侣、心理医生、身体健康医生、代孕个案工作者和律师打交道。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通过这种途径生儿育女的男同性恋父母都有强烈的生儿育女的愿望，在经济上也很成功，并且有能力将复杂的计划变为现实。

其次，与异性恋夫妇的父亲相比，同性恋父亲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似乎是后者的两倍（Prickett 等人，2015年）。由于同性恋父亲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性、满意度和自我效能较高（Baiocco等人，2018年；Fantus，2021年；Shenkman等人，2022年），孩子们可能会从父亲的这种高承诺中受益，这也可能与更高质量的时间有关。反过来，这种与孩子共处的高质量时间可能会减少孩子的问题行为。

第三，同性恋父亲可能会从更有利的经济环境中受益，这已被证明与较少的儿童行为问题有关。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没有发现儿童性别*家庭构成效应，这与格林等人（2019）的研究结果不同。本研究和格林等人的美国研究都发现，与异性恋父母所生的女儿和儿子相比，同性恋父亲通过代孕所生的女儿和儿子所表现出的内化和外化行为问题要少得多。然而，在格林等人（2019 年）的研究中，女儿的积极结果更为明显。要解读欧洲和美国样本中这一差异的含义，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与第二个假设一致的是，本研究中的同性恋父亲比异性恋父母报告了更有效的养育方式（即较少放任和更多权威性养育）。这一结果与最近在不同国家（如意大利、以色列、美国）进行的研究一致，表明与异性恋父母相比，同性恋父亲的育儿能力和效能更高（Baiocco 等人，2018 年；Green 等人，2019 年；Shenkman 等人，2023 年）。此外，与之前提到的儿童行为问题类似，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越长，可能会使同性恋父亲成为更有效的父母。

与异性恋父母相比，同性恋父亲还报告了更积极的共同养育、更平等的任务分担、对任务分担的更大满意度以及更高的夫妻关系满意度。这与之前关于不同性取向夫妇分工的研究相呼应。研究显示，与异性恋夫妇相比，同性恋父亲（和女同性恋母亲）通常报告的家务和育儿分工模式不那么专业（Farr & Patterson, 2013; Goldberg et al.）。相比之下，异性恋双亲家庭通常采用传统的、按性别划分的家务和育儿劳动分工。男同性恋父亲（和女同性恋母亲）可能不太可能遵守传统的性别角色，而更有可能自愿参与照顾孩子的工作（Carone & Lingiardi，2022 年）。

同性恋父亲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更高，这一发现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Baiocco 等人，2018 年）。虽然没有孩子的同性恋伴侣曾被认为不如已婚异性恋伴侣稳定和满意（Kurdek，2005），但决定为人父母并通过社会接受度较低的途径（即代孕）来实现这一点，意味着对非常稳定和满意的关系进行了投资，这在共同抚养孩子的男同性恋伴侣中可能会更加强烈。

与第三个假设部分相符的是，那些报告称自己的养育方式更专制、对积极的共同养育感知较低的父母，其子女的内化和外化问题更多。如果这些结果与之前的结果相似，则表明儿童结果的决定因素在不同的家庭形式（McHale，2011 年）和国家背景下是相似的。研究还发现，家庭组成与儿童行为问题也有显著关联，即使将家庭组成与共同养育、养育方式和夫妻关系满意度放在一起也是如此。具体地说，在异性恋双亲家庭中长大、未经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的孩子会出现更多的外化和内化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组成的β值高于专制养育和积极共育的β值。这一结果表明，家庭组成可能是了解这些家庭中儿童功能的基础。然而，由于参与研究的异性恋父母群体主要由母亲组成（92.50%），另一种解释可能是，由于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化方式不同，异性恋母亲发现子女行为问题的能力更强（Fagan 等人，2014 年）。目前还不清楚Fagan等人对异性恋母亲的解释是否也适用于男女同性恋父母。

最后，正如第四个假设所预测的那样，家庭中的反同性恋微观偏见和社会支持都与儿童行为问题、养育方式、共同养育以及夫妻关系满意度有关。具体来说，正如Carone等人（2018）也发现的那样，父亲的反同性恋轻微诽谤经历与更多的儿童内化问题相关。此外，反同性恋微诋毁与积极的共同养育呈反比关系，而来自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支持与积极的共同养育和夫妻关系满意度呈正比关系。最后，那些认为得到家人和朋友更多支持的同性恋父亲在养育子女方面更有权威，更少专制。

这些结果证实，在研究通过代孕的同性恋父亲家庭中父母、子女和夫妻的功能时，考虑反同性恋轻微诽谤和社会支持的经历非常重要。此外，这些研究结果与美国（Golombok 等人，2018 年；Green 等人，2019 年）、澳大利亚（Crouch 等人，2015 年）、意大利（Carone 等人，2018 年）和以色列（Shenkman 等人，2023 年）等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同性恋父亲家庭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解释本研究结果时应考虑到研究的几个局限性。首先，两组家庭在欧洲的分布并不均匀，因为大多数异性恋父母家庭位于卢森堡，而大多数同性恋父亲家庭位于法国。虽然初步的组内核对没有发现任何研究变量存在国家差异，但家庭组比较的结果可能不仅反映了家庭结构的影响，也反映了原籍国环境的影响。鉴于最近有证据表明，在法国、荷兰和英国，通过辅助生育，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异性恋父母的养育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国家影响，因此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Ellis-Davies 等人，2022 年）。

未来涉及更多男同性恋和异性恋父母家庭样本的研究应控制这种潜在的影响。其次，与以往所有关于性少数群体代孕父母的研究一样，无法将儿童发展的嵌套预测因素，尤其是父母的社会人口因素区分开来。性取向、教育水平和收入与代孕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在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代孕费用对大多数预期父母来说都是高昂的。从这三个变量的"组合"中去掉一个变量，可能会人为地割裂现实中通常同时出现的情况。鉴于代孕成本高昂，要通过代孕找到教育水平和收入与异性恋父母相匹配的同性恋父亲样本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格林等人（2019）通过使用CBCL国家数据库匹配父母的职业，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应谨慎解读，因为志愿者的多国样本可能不具代表性，代孕家庭尤其富裕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此外，正如Green等人（2019 年）的研究一样，本研究中的异性主要照顾者通常是母亲。在这两类家庭中，父母性别与照顾角色的混淆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讨论见 Carone & Lingiardi, 2022）。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两个比较样本（即同性恋父亲家庭与异性恋父母家庭）似乎在总体人口中合理地代表了各自的人群。

与此相关的是，将通过代孕的同性恋父亲与通过非辅助受孕的异性恋父母进行比较，无法将父母性别和性取向的影响与受孕方式分开进行研究。如果将通过代孕的异性父母包括在内，就可以进行不同类型的比较。然而，由于社会对代孕的不认可以及某些国家的限制性法律（Brunet et al.）相反，虽然同性恋父亲也面临着类似的严格审查，但他们可能更愿意提供有关其独特家庭结构的证据，特别是考虑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性少数群体获得辅助生殖的机会有限。

由于通过代孕招募异性恋父母的难度很大，据我们所知，只有一个研究小组（在英国）对这一人群的养育和儿童发展进行了研究（Golombok，2020 年）。大多数利用代孕的异性恋父母都是在经过多年的生育治疗后才这样做的，许多人在多次怀孕或怀胎失败后都会有一种失落感或失败感。相比之下，同性恋父亲的代孕经历可能被视为固有的积极因素，而不是不孕治疗失败后的 "最后手段"（Bergman, 2019; Golombok, 2020）。通过代孕为人父母的背景截然不同，因此很难对通过代孕为人父母的男同性恋和异性恋父母（及其子女）进行比较。

该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性是：使用父母的自我报告来描述孩子的行为问题和其他变量。然而，Carone等人（2018 年）在早前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家长和教师对儿童行为问题的报告趋于一致，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家长并没有少报其子女的行为问题。理想情况下，未来的研究应包括父母双方以及教师和其他外部观察者（如临床医生）的报告。此外，我们的功率分析表明，我们的样本量足够大，可以检测到中等和较大的效应，但无法检测到较小的效应。这也与该领域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如Carone等人，2018年；Farr等人，2019年）。使用家庭互动的二元和三元观察测量方法，以及对年长儿童的定性访谈，可以进一步了解不同儿童年龄段的家庭功能。最后，将选择单身的同性恋父亲、离异的同性恋父母、同性恋继父和主要照顾孩子的异性恋父亲纳入研究范围，将有助于研究这些养育方式如何对儿童发展做出不同贡献。

结论和临床意义
本研究为越来越多的文献做出了贡献，这些文献涉及在欧洲多个国家通过代孕组建的同性恋父亲家庭中。对共同养育、养育方式和夫妻关系满意度对儿童发展所起的作用。据我们所知，家庭治疗文献中并没有专门提及针对代孕父亲同性恋子女的临床工作。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代孕获得父亲身份的同性恋子女的平均功能似乎优于异性恋父母的子女。然而，在同性恋父亲的家庭中，反同性恋轻微诽谤的经历仍然与更多的儿童行为问题、更少的积极共同养育以及更少的来自朋友和原生家庭的社会支持相关联。家庭治疗、原生家庭治疗、夫妻治疗以及家庭心理教育和支持计划可以帮助家庭成员学会应对反同性恋和/或反代孕的轻视、侮辱和攻击，并帮助家庭应对缺乏原生家庭社会情感支持的问题（如有需要）。

在大多数其他方面，同性恋父亲家庭的动态似乎与异性恋家庭非常相似。较好的功能与较权威、较不专制和较不放任的养育方式、较积极的共同养育关系以及较高的夫妻关系满意度有关。然而，通过代孕建立的同性恋父亲家庭可能会遭受反同性恋的轻微诽谤，并因此经历不同程度的过度警惕、排斥、安全焦虑以及与欺凌相关的困扰。在这方面，家庭治疗师应努力认识到同性恋父亲家庭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并教给这些家庭成员一些应对这些压力和建立更多社会支持的成功方法（Green 等人，2019；Madsen & Green，2012）。

最后，本研究的样本由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同性恋父亲组成，研究结果与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所有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这些趋同的结果驳斥了人们对由同性恋父亲（即没有母亲，通过体外受精和妊娠代孕）抚养的孩子的心理适应问题的担忧。因此，禁止男同性恋者代孕似乎完全是基于偏见，没有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依据。

致谢
作者对参与本研究的父母深表感谢。作者还感谢 Said Daneshmand 博士、Sarah Marino、ADFH、APGL、Santiago Augustín 、Homoparentalité（布鲁塞尔）、Dr. 布鲁塞尔圣皮埃尔医院的 Candice Autin 博士，以及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实习生，感谢他们在招募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最后，作者感谢 Zélie Huvelle 在数据编码过程中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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