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美国多数允许 商业代孕的州遵循着一套相似的规则：准父母和“代妈”各自聘请律师，签署代孕合同，对双方的身体状况、代孕期间的医疗行为，“代妈”的心理健康、妊娠期间的生活规范，准父母的支付责任、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如何处理等，作出细致约定。合同公证后，诊所或医院才会开始医学操作。 原标题：女星代孕弃养丑闻背后： 美国代孕已有产业链，有哪些中国客户？ 文 | 《财经》记者 凌馨 某女星前男友自曝已有两个孩子成为这两天“大瓜”。有媒体引用其友人言论称，因某女星不肯配合办理法律程序，导致孩子不能合法回国。这是真的吗？ 又有疑似双方父母对方录音提到“弃养”等问题，在所谓“合法代孕”的美国某些州，这类问题一般如何解决？ 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究竟什么样的人在国外找代孕？他们为什么要去代孕？又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为他们代孕？ 不站队，不评价，单纯讨论“合法代孕”话题。
有人说宝宝回国难，有多难？ 一句话，代孕出生的宝宝要回国，现在，确实难。 难点在两处： 自从新冠疫情暴发，像某星前男友的两个孩子一样，被“困”在出生地无法回国的宝宝，不在少数。有些婴儿出生近5个月都没能见到自己的“生物学父母”，这主要是受到疫情影响，全球航空舱位紧张所致。 这些父母“可以用心急如焚来形容”，一位 代孕中介说。而海外 代孕机构的业务也陷入“非常态”。一般中国人到海外寻求合法代孕，多是通过代孕机构办理。 疫情之前，海外代孕机构的工作以婴儿出生，并办妥监护权和身份文件为限。医疗机构负责生殖技术的部分，中介机构帮着跑腿、翻译、租房、开车，协调法律和医疗事务，有些机构还会负责招募代母。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生物学父母会在预产期前后，赶往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或地区迎接新生儿，照顾他们，并在1个月内自行办好证件，带婴儿一起回国。 疫情和国际航班大幅缩减打破了这套运转流程。一位乌克兰人权调查员表示，至少125名新生儿被困在该国。这不是什么秘密。 辅助生殖机构彼奥泰珂斯（Biotexcom）于该国边境关闭两个月后主动发布视频，称有约50名婴儿滞留于首都基辅一家酒店。他们的父母分别来自中国、法国等多个国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接回婴儿。 在始终有航班往来的美国，情况未必更好。美国部分州允许合法代孕，大家这次在出生医学证明上看到的内华达州等，是对代孕最为宽容的地点之一。东欧国家的商业代孕多限于有生殖障碍的男女夫妻，而加州的合法代孕还向LGBT群体和单亲父母开放，产业链和法规健全。最快的时候，代孕宝宝可以在三周内办妥手续离境。 严格来说，在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婴儿的监护权是由当地法庭（或者政府某个部门）宣判归于生物学父母的。办理的时候一般需要孩子的出生证、亲子关系（DNA）证明、代母放弃监护权的文件，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书。比如一些只给男女合法夫妇做代孕的地方，会要求提供结婚证。拿到上述所有证明后后，翻译成中文并到中国使领馆做认证，方可给宝宝办旅行证回国。 疫情暴发后，美国对华旅行限制要求，过去14天在中国大陆停留过的人不能直接入境，允许中国人中转停留14天且有航班的国家又极少。多数中国父母只能在代孕宝宝出生后携带出生证明、亲权判决书、代孕合同复印件，依据豁免条款入境。 家长入境了，要带宝宝回国仍然艰难，“最大的问题在两个地方。第一是必须要给孩子办中国旅行证，但办旅行证首先要买好机票。”一位在美国从事代孕中介行业的男士对《财经》记者说。 旅行证是出生海外的中国公民回国的必要证件。除了机票，还要提供同行的成年人抱着婴儿、举着当日本地报纸、手持护照，以当地车牌为背景的照片。由于美国疫情严重，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改为线上办公，这些临时规定都是为了能在线上审核确认中国公民和宝宝的身份。 机票是另一个问题。由于机上婴儿应急保障设备有限，婴儿票配额少于飞机总排数，每排座位只允许安排一名婴儿，比成人票更加难买。为了回国，赴美代孕者有的找中介购买高价机票，有人索性包机。
去美国代孕，合法吗？ 合法的海外代孕通常有两种形式，商业代孕和 利他代孕。利他代孕仅向有生殖障碍的群体开放，更多被视为一种慈善行为，“代妈”除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必要开支和补偿不能获取报酬，多数也没有中介机构参与或仅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同性恋者刘刚（化名）和男友的第一个孩子就生于利他代孕。2016年12月，他们决定拥有属于自己的宝宝，先生一个属于男友的孩子，然后是他的。两人开始在加拿大寻找“代妈”和捐卵者，一周内找到了对接“代妈”和准父母的沟通平台。两个月内，他们与“代妈”达成一致。之后又过两月，胚胎移植成功了。 在北美，这样的网络平台就像中国的相亲网站一样成熟：支持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语言，代孕的每一个环节、注意事项，以及各环节可能产生的费用，都被一一列明。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物色“代妈”/准父母，部分还需物色捐精、捐卵者，然后体检、委托合意的医疗机构做试管移植、处理各项法律手续，以及等待和迎接婴儿降生。 刘刚和男友的第一个孩子，孕育过程不那么顺利。因为加拿大禁止商业代孕，双方无法签署符合事实的代孕合同。或许大家都为此感到不安，“代妈”希望获得更多补偿，刘刚则因她的强硬和多愁善感而无措。加上跨国沟通不顺畅，“有时两三天、三四天不理你，会让你很抓狂”，刘刚说，在男友女儿出生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比起激动，更多的是一种释放，因为前面经历了太多波折”。 第二个孩子，他们选择去美国做商业代孕。美国多数允许商业代孕的州遵循着一套相似的规则：准父母和“代妈”各自聘请律师，签署代孕合同，对双方的身体状况、代孕期间的医疗行为，“代妈”的心理健康、妊娠期间的生活规范，准父母的支付责任、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如何处理等，作出细致约定。合同公证后，诊所或医院才会开始医学操作。 除了律师，保险和信托基金也是普遍性配置。信托基金类似国内的支付宝交易平台，准父母在代孕的不同阶段先行支付，并保证账户始终存有一笔最低余额，医疗、保险等各项费用由基金而非准父母直接支取，多退少补。保险主要是“代妈”的医疗保险和人身保险，除了用于预防意外情况，也可降低准父母的医疗支出。 招募“代妈”时，洛杉矶合法代孕机构，选择遵循美国生殖医学会的相关指引，要求至少有过一次足月健康生育史、无并发症，有稳定的家庭环境、足够的经济和精神支持，本人和伴侣均不吸毒、酗酒等；此外，“代妈”还需通过相关心理评估。 一家合法代孕机构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在代孕合法州，因为产业已经比较长时间了，比较规范化”，行业协会的指引对医疗机构有较强的约束力，促排、移植等医疗措施也有具体指引，医疗措施的成功率等各项指标则需向美国疾控中心（CDC）报备。 这套复杂的规定在意外发生时会凸显它的作用。GSHC曾有“代妈”在妊娠期间离婚，男方想分走部分代孕补偿款，否则可能不配合办理代孕宝宝身份认证所需法律文书。律师介入后，他没有拿走这笔钱。 但这个体系显然无法给予任何一方完全的保障。在印度、乌克兰、美国，均曾有代孕宝宝因健康等原因被准父母放弃，不得不交由福利机构抚养的案例。虽然美国的商业代孕可以做DNA筛查，中国夫妇也会通过代孕合同把选择权握在自己手中，但也有“代妈”会因为信仰等原因拒绝堕胎，即使她可能违约。
谁在合法替人代孕？她们愿意为谁代孕？ 刘刚的第二个孩子没有再遭遇意外。“代妈”是美国一家养老机构分院院长，双方签订了代孕合同，除了花费比在加拿大高出三成，其他一切都很顺利。他反复表达了对“代妈”的感激，“虽然我们不信教，但是觉得她是上天来帮助我的。包括第一位‘代妈’也是”。 他和男友尽可能让自己与“代妈”的关系更温情些。第一个宝宝出生时，两人与“代妈”相处了一个半月，每天见面，“而且我们见面的时候会把宝宝带过去”。因为现在彼此的生活相距甚远，他们并未刻意切断联系。 身为“代妈”，美籍英国人Alicia还在关注着她的第一个“代孕宝宝”。“我偶尔会了解一下宝宝的近况。她下个月就两岁了，我希望他们（指生物学父母）可以给我发张照片。不发也没有关系，知道她健康幸福就好。”Alicia说，她的母亲和独生女都很喜欢通过照片看到宝宝的成长。 27岁的墨西哥裔“代妈”Yadira在2月孩子出生那一刻，觉得“我的工作结束了”。她选择的准父母是一对中国夫妇，因为这家人有“真正的需求”。而她决定成为一名“代妈”，正是因为“看到那些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孩的人，要实现梦有多么困难”。 决定代孕前，Yadira先和家人聊了这个话题。她向孩子们解释，为了让另一个家庭更加幸福，她要帮别人“临时照看”小孩，尽管她的大儿子也才刚刚5岁。从事建筑行业的丈夫则“极力支持”她的想法。“我很享受怀孕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再负担第4个孩子了”。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小女儿刚满1岁。 先后接触了三家代孕中介，Yadira需要“100%感到安全，签署法律文件，并有自己的律师，这一点很重要”。Alicia回忆，她的首次代孕之旅“很糟糕”，她一度决定不再做“代妈”了，但现在又被另一家代孕中介说服了。 在商业代孕的产业链中，“代妈”是最为稀缺的“资源”。多数时候，准父母们要花上3个月到半年时间等待合适的“代妈”出现，基本每个“代妈”都是在十几个生物学父母里挑人。无论在东欧还是北美，如何招募和管理“代妈”都是代孕机构最大的“商业机密”。 “代妈”们会互相交流哪些生物学父母对她们和孩子更好，在挑选准父母时，她们有自己的标准。有的人会选择真正有生殖障碍的夫妇，有人更倾向帮助同性恋伴侣，也有人只愿意为本国人或外国人代孕。单纯出于保持身材、怕痛等原因不想生孩子或为了挑选性别、想生双胞胎等理由，最不容易找到“代妈”。 毕竟，代孕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在胚胎移植前后直至怀孕前3个月，“代妈”还需根据医嘱定期用药。商业 代孕中介机构还会要求“代妈”保持健康饮食、不喝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减少咖啡因或人工甜味剂的摄入，避免有风险的体育运动，甚至不能泡温泉，还会限制使用某些化妆品或清洁剂等。Yadira严格遵守了代孕合同中的这些规定，“准父母为所有的事付了钱，我不希望因为我的错误让他们有额外的支出”。她尽力把妊娠过程中的一切与准父母分享，让他们看到宝宝始终保持健康，“那是个帅气的小男孩”，她对《财经》记者说。 所有参与者都会强调代孕行为中的温情成分。身为“代妈”，Yadira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出生的孩子，“源于另一种形式的爱”。 代孕机构会使用“爱心妈妈”，而非“代妈”。但不可否认，钱仍然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每生一个婴儿，乌克兰的“代妈”可以获得2万—3万美元的酬劳，美国“代妈”则可能在4万—8万美元之间。 前述代孕机构负责人认为，在允许商业代孕的美国，做“代妈”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非常非常善良就想帮助别人的，其中还有免费做的。剩下的三分之二还是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怀孕对她们来说不是特别大的身体负担，但同时钱是（影响）比较大的一部分。我们的‘代妈’有付自己大学学费的，也有给自己家经济补贴的”。 Yadira一家用代孕的收入支付第二套房子的首付。Alicia也是，这位单亲妈妈在首次代孕结束后，换了一栋更好的房子和一辆更好的车。现在她已经开启了第二次代孕之旅，这次，她要把所有的收入存起来。
中国人为什么要去海外“合法代孕”？ 僧多粥少，准父母通常对“代妈”没有过高的要求。他们更在意捐卵者的外貌、学历和健康状况。一些代孕中介在向准父母推荐时会称他们为“卵妹”，刘刚对此有点反感，这个词让他觉得没有给人足够的尊重。他曾希望与男友使用来自同一位捐献者的卵子，因为质量不达标未能实现。 类似这样血缘上的羁绊最能打动中国准父母。陈成（化名）和他的泰国男友已经进入了该国的利他代孕流程。精子来自陈成，男友的远房表妹捐献卵子，孕母将由男友姐姐担任。对这对同性恋人而言，这是真正两个家族血脉的融合。他选择代孕生子的理由也是：想要一个流着自己血脉的孩子。 这不是一个好的答案，却是这些选择远赴海外代孕生子者共同的答案。刘刚是80后，和男友一起生活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学历较好、收入不菲、英语上佳、常常出国，他坦诚，“我一直觉得自己会生孩子，就是怎么生的问题。” 刘刚不是完全没有想过领养，但自觉LGBT群体要成功在中国领养一个孩子“几乎不可能”。各自拥有了一个孩子后，他和男友一起抚养宝宝，“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生活”。相识13年、相爱7年，如今，他们有了把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合法的纽带”。 不唯LGBT群体，前述代孕机构负责人每年接触上百名来自中国的客户，无论是不育、高龄失独还是其他情况，寻求代孕的人总是对“自己的孩子”抱着很大的期待。她的感觉是，“领养不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一站”。 刘刚也不否认，来自父母的压力是他和男友赴美代孕的原因之一，“我爸一直暗示我必须要有后代，男友家不知道为什么也一直催他要孩子”。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指出，“代孕可以解决一些不孕又想要孩子的人的困难，有需求必有供给。”尽管她对代孕合法化有所保留，但认可“有法可依后也许能更好保护代孕母亲的权益。”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长秋则撰文称，代孕是“一种严重违背人类天性的人类辅助生殖行为”，应当为法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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