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妈妈研究论文-关于代孕原因,过程和产后经历

摘要
背景：本研究探讨了代孕母亲为他人代孕生孩子的动机、代孕经历和心理后果。
方法：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对大约1年前生育过代孕子女的 34 名妇女（代孕母亲）进行了访谈，并使用标准化编码标准对数据进行了评级。获得的信息包括：

• (i)妇女决定成为代孕母亲的原因；
• (ii)她对怀孕前、怀孕期间和产后与委托夫妇（准父母）关系的回顾；
• (iii)她在放弃孩子期间和之后的经历；
• (iv)其他人对她成为代孕母亲的决定的反应。
  

结果：研究发现，代孕母亲一般不会在与委托夫妇的关系、移交婴儿或周围人的反应方面遇到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代孕母亲在产后几周内遇到的情绪问题有所缓解。
结论：绝大多数代孕母亲似乎不会因为代孕而出现心理问题。

关键词: 经验/动机/心理学/代孕/代孕妈妈
主题：怀孕孩子代孕母亲
问题部分：心理和咨询

简介
代孕，即一名妇女为另一名妇女生孩子，是辅助生殖领域最具争议的生育方法之一。媒体对代孕的报道往往集中在代孕的消极方面，如美国的 "Baby M"案，代孕母亲拒绝放弃孩子（新泽西州最高法院，1987 年）。

代孕有两种类型：传统代孕（婴儿有代孕母亲的基因）和妊娠代孕（孩子和代孕母亲没有遗传联系）。在传统代孕中，代孕母亲也是孩子的遗传母亲，通常使用委托父亲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受孕。在妊娠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中，委托夫妇是孩子的遗传父母，通过试管婴儿在诊所受孕。

代孕对代孕母亲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这一些国家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例如，有人认为，放弃孩子可能会让代孕母亲极度痛苦，并可能导致心理问题（英国医学协会，1996 年）。还有人担心，代孕母亲可能会在产前与婴儿形成一种情感纽带，使她特别难以把孩子交给委托父母。

另一方面，也有人提出，代孕母亲可能会倾向于疏远未出生的婴儿，认为她们怀的孩子不是自己的（Ragoné，1994年）。这种疏远可能使她们更有可能导致自己和胎儿的健康置于危险之中（英国医学协会，1996 年）。对于那些放弃孩子的代孕母亲来说，产后抑郁的风险以及愤怒或内疚的情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妇女的心理健康压力。

在代孕安排之前，代孕母亲是否认识准父母，以及代孕母亲是否是孩子的遗传母亲，也是可能影响代孕母亲心理健康的因素。
此外，有观点认为，代孕可能会剥削经济条件较差的妇女（Blyth，1994 年），因此，做代孕母亲的女性可能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在没有充分认识到潜在风险的情况下接受代孕安排（Brazier 等人，1998 年）。

与代孕有关的其他问题包括对代孕母亲的伴侣、父母和现有子女的影响。英国医学协会在对英国代孕实践进行审查时，强调了代孕母亲的伴侣在代孕安排期间和婴儿出生后给予全力支持的重要性。如果代孕母亲有自己的孩子，英国医学协会建议应事先告知孩子代孕有关的事情，因为婴儿出生后失踪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困扰（英国医学协会，1996 年）。

还有人认为，代孕母亲可能会受到不支持代孕的邻居和朋友的排斥或回避（Blyth，1994 年），这可能会对一些代孕母亲及其家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各国关于代孕母亲经历的研究很少。只有少数研究对妇女进行了访谈，了解她们的代孕经历和选择成为代孕母亲的原因。在对19位代孕母亲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决定成为代孕母亲的原因有很多，如经济收益、享受怀孕/分娩的乐趣、获得自我价值感等（Blyth，1994 年）。研究还发现，在19位代孕母亲中，有10位曾经历过来自周围人的某种形式的负面反应。

这些代孕母亲样本由处于代孕过程不同阶段的妇女组成；也就是说，有些代母是在怀孕期间接受访谈的，而另一些妇女则是在代孕的孩子已达到入学年龄时接受访谈的。这些代母都是通过英国代孕机构招募的，但这可能并不代表所有代孕母亲的真实情况，因为并非所有代孕安排都是通过代孕机构进行的。在某些情况下，代孕母亲是委托夫妇的亲戚或朋友。美国的一项定性研究（Ragoné，1994 年）也探讨了代孕母亲决定代孕的动机。Ragoné 发现，报酬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因素。相反，很多妇女倾向于报告利他主义的原因。

现有的关于代孕母亲的观点和经历的研究往往研究的样本较小，有的甚至存在偏差。本调查的目的是从具有代表性的代孕母亲样本中获取系统信息，这些代孕母亲在接受采访前大约一年生下了代孕子女。有准父母对代孕安排的体验的调查结果已在其他地方报告（MacCallum 等人，2003 年；Golombok 等人，已提交）。

材料和方法
参与者
34名1岁婴儿的代孕母亲参加了研究，她们是通过两种方式招募的。其中19名妇女是已参与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代孕委托父母的代孕母亲，她们从委托父母处得知了这项研究。其中15名妇女是通过英国代孕组织（COTS）招募的。所有在COTS登记并在大约1年前生育过婴儿的代孕母亲都被要求参与调查。

虽然由于两种招募方法存在重叠，而且并非所有委托父母都希望向代孕母亲了解研究情况，因此无法计算出准确的回复率，但通过COTS招募的代孕母亲的回复率为76%。据估计，在代孕委托夫妇接触过的人中，有68%同意参与研究。

19名代母（56%）接受过传统代孕安排，15名代母（44%）接受过妊娠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安排。7名妇女（21%）是已知的代孕母亲（即姐妹、朋友或母亲），27名妇女（79%）之前与委托夫妇并不认识（即通过第三方认识）。社会人口信息见表 I。

测量方法
在孩子一岁左右，代孕母亲在自己家中接受了标准化的半结构化访谈。访谈由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进行，每个变量都采用严格的标准化编码标准进行评分。访谈程序改编自同一作者为代孕委托夫妇研究开发的标准化访谈（参见 MacCallum 等人，2003 年；Golombok 等人，提交）。她们被问及成为代孕母亲的动机、与代孕委托夫妇和自己代孕出生的孩子的长期关系、放弃孩子期间和之后的经历，以及对家人和朋友公开代孕的情况。

代孕母亲的代孕动机

代孕母亲被问及何时开始决定成为代孕母亲（以年为单位编码）。最初促使她们考虑代孕的原因被分为三类："媒体报道"、"朋友/家人建议"和"长期了解代孕"。她们还被问及选择成为代孕母亲的原因，根据代孕母亲的回答，以下每个变量都被赋予"是"或"否"的评级：“自我实现"、"希望帮助他人"、"喜欢怀孕"和"代孕报酬"。如果给出的理由不止一个，则也对其进行评分。

代母分娩前与代孕委托夫妇的关系和联系频率

代孕母亲被要求回忆她们在代孕开始前、怀孕头几个月和怀孕最后几个月与委托夫妇的关系。在后两个时间段，分别对与代孕委托母亲和父亲的关系进行评分。代孕母亲对双方关系的描述分为三类："和谐"、"不满或冷淡"以及"重大冲突或敌意"。当代孕母亲描述双方合作的温馨或友好关系时，"和谐"被编码为"不满意或冷淡"；当双方出现小的分歧或明显缺乏沟通或温馨时，"不满意或冷淡"被编码为"严重冲突或敌意"；当出现争吵或沟通中断的证据时，"严重冲突或敌意"被编码为"严重冲突或敌意"。因此，代孕母亲和代孕委托父母之间的关系被划分为一个连续的等级，从没有困难到中等困难（与不满或冷淡有关）再到严重困难。准父母与代孕母亲在妊娠开始和结束时的接触频率也分别记录在案。
此外，代孕母亲还被问及委托母亲和父亲在怀孕期间的参与程度。代孕母亲和代孕父亲的参与程度分别被分为三类："没有或很少参与"、"适度参与 "和 "非常参与"。
如果委托代孕母亲或父亲在代孕母亲怀孕期间与她的接触很少，则标记为 "没有或很少参与"。适度参与 "是指委托母亲或父亲通过参加一些孕检或产前预约而对代孕母亲的怀孕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非常参与 "是指委托母亲或父亲参加了所有的孕检或知道所有的孕检预约，并且在无法参加的情况下会与代孕母亲讨论预约事宜。代孕母亲还被问及是否对父母双方的参与程度感到满意。代孕母亲和代孕父亲的回答分别按照以下三个类别之一进行编码："是--对参与程度感到满意"；"否--参与程度太高"；以及 "否--参与程度不够"。

代孕母亲放弃孩子期间和之后的经历

我们获得了有关将孩子交给代孕委托夫妇的数据。由谁来决定何时交出孩子被分类评定，答案被归入以下选项之一：”双方同意"、"由代孕母亲决定 "和 "由委托夫妇决定"。代孕母亲是否对这一决定感到满意则被评为"是"或"否"。此外，代孕母亲是否对交出孩子有任何疑虑也被分为三类："无疑虑"、"代孕母亲有疑虑 "和 "代孕母亲不愿放弃孩子"。
我们还向代孕母亲了解了放弃孩子对她们在产后一年内的影响。她们被要求讲述产后几周、产后几个月以及目前（1 年后）的感受。这些数据按四级评分，从1级"没有困难 "到2级"有些困难"，代孕母亲描述了自己曾经或正在感到不安，但认为这种感觉是短期的；3级"中度困难"，代孕母亲描述了自己感到非常沮丧或焦虑，但仍然能够工作或料理家务；4级"重大困难"，代孕母亲感到非常沮丧或焦虑，以至于无法正常工作。

此外，代孕母亲还被问及是否因心理问题寻求过医疗帮助，以及是否服用过治疗此类问题的药物。代孕前后的数据是分开收集的。代孕母亲还填写了爱丁堡抑郁量表（Thorpe，1993年）。这是一种可靠有效的产后抑郁测量方法，得分越高，代表困难越大。

代孕的孩子出生后与准父母和孩子的接触频率

代孕委托母亲、代孕委托父亲和孩子出生后与委托家庭联系的频率分别进行了统计。还询问了代孕母亲在孩子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对已知和未知代孕母亲分别进行了编码。已知代孕母亲被分为以下两个选项：“与她们的关系地位相称的参与"（即与她们不是代孕母亲时的角色没有区别）；或"扮演特殊角色"（即成为孩子的教母或参与孩子的福利）。

对于未知的代孕母亲，这一变量被归类为四个选项之一：”不参与家庭事务"；"与代孕委托父母接触但不与孩子接触"；"与孩子接触"；以及"扮演特殊角色"（如参加孩子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如生日聚会）。此外，代孕母亲还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分为三类："没有特别的联系"（当代孕母亲表示她对孩子没有感情时）；"特别的联系"（当代孕母亲表示孩子对她来说很特别时）；以及"就像自己的孩子"（当代孕母亲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时）。

代孕母亲对代孕的公开性

代孕母亲被问及她们向谁透露过代孕，以及透露了多少。代孕母亲对家人和朋友的反应以及对其伴侣和子女的反应（如适用）分别获得了数据。对于那些被告知者的反应，我们分别对他们最初被告知时的感受和目前的感受进行了编码。反应分为三类："积极"（个人对代孕表示鼓励或高兴）；"中性/矛盾"（个人对代孕安排不关心，或表现出复杂的情感）；"消极"（个人对代孕安排不满意，或因代孕安排而对委托夫妇或代孕母亲产生敌意）。

对于代孕母亲的伴侣和她们自己的子女，我们了解了她们在怀孕期间的反应以及子女在交接时的反应。对于那些有同居伴侣的妇女，还了解了其伴侣对她们的支持程度，以及在代孕过程中她们是否遇到了特殊困难。此外，还要求妇女填写戈隆博克-拉斯特婚姻状况调查表（GRIMS）（拉斯特等人，1990年）；这是一份可靠有效的婚姻关系质量评估问卷，得分越高，婚姻质量越差。

结果
结果以个案和百分比的形式报告。对于有关放弃孩子期间和之后的经历，以及孩子出生后与代孕委托夫妇和孩子接触频率的变量，采用t检验和卡方分析法评估了部分（遗传）妊娠与宿主（非遗传）妊娠、已知代孕母亲与未知代孕母亲之间的差异。下文仅报告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比较。

代母的代孕动机统计分析

平均而言，妇女在接受访谈前6.21年就已决定成为代孕母亲，最长时间为20年，最短时间为1年。23名妇女（68%）第一次从媒体上听说过代孕，5名妇女（15%）第一次从家人或朋友那里听说过代孕，6名妇女（17%）表示对代孕有长期的认识（表II）。一些妇女提出了决定成为代孕母亲的多种原因。31名妇女（91%）最常见的动机是"希望帮助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5 名妇女（15%）将"享受怀孕"作为选择代孕的原因，2名妇女（6%）将"自我实现"作为选择代孕的原因。只有一位代孕母亲（3%）说，报酬是一个动因。

代母产前与委托夫妇的关系和联系频率

与委托夫妇的关系
代孕母亲在三个不同时间点对与代孕委托夫妇关系的回顾见表III。怀孕前，所有代孕母亲都认为她们与委托夫妇的关系"和谐"。在怀孕初期，33位代孕母亲（97%）表示与委托母亲的关系"和谐"，只有一位母亲（3%）表示与委托母亲的关系存在"重大冲突或敌意"。32名代孕母亲（94%）表示在怀孕初期与代孕父亲的关系"和谐"，只有一名妇女（3%）表示与父亲的关系有些 "不满或冷淡"，还有一名妇女（3%）表示与父亲的关系"存在严重冲突或敌意"（委托代孕母亲的伴侣也获得了这一评价）。

在代孕母亲怀孕的最后几个月，33位代孕母亲（97%）认为她们与代孕委托母亲的关系"和谐"，32位代孕母亲（94%）认为她们与代孕委托父亲的关系 "和谐"。没有一位妇女表示与委托母亲或委托父亲的关系存在"重大冲突或敌意"。

接触频率

在怀孕的头三个月，24 位代孕母亲（71%）每月至少与委托母亲见面一次，与此比例相近的代孕母亲（22 位，65%）每月至少与委托父亲见面一次。一位代孕母亲表示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根本没见过这对夫妇，其余的代孕母亲在此期间至少见过这对夫妇一次。
在妊娠末期，分别有类似比例（71%和65%）的代孕母亲每月至少与代孕委托母亲和委托父亲见面一次。但是，没见过代孕委托夫妇的人数有所增加，有两名代孕母亲（6%）没有见过委托母亲，有三名妇女（9%）没有见过委托父亲。

参与情况

大多数妇女（28人；83%）认为代孕委托母亲在怀孕期间参与度很高，其余妇女认为委托母亲参与度一般。大多数代母（n=32；94%）对代孕委托母亲的参与程度表示满意，而其余两人（6%）认为参与程度不够，她们都是以前不认识的代孕母亲。
相比之下，委托代孕的父亲对代孕的参与程度较低。有15名代孕母亲（44%）认为委托代孕的父亲对怀孕的参与度很高，另有16名代孕母亲（47%）认为他们的参与度一般，有3名代孕母亲（9%）认为他们没有参与或很少参与。尽管参与程度较低，但大多数代孕母亲（n=32；94%）对委托父亲的参与程度表示满意，只有两名代孕母亲（6%）认为参与程度不够。

代孕母亲放弃孩子期间和之后的经历

表IV总结了代孕母亲在放弃孩子期间和之后的经历。在31个案例中（91%），何时交出孩子是夫妻双方和代孕母亲共同商定的结果。有3例（9%）是由代孕母亲决定何时移交孩子的。所有妇女都对何时交接孩子的决定感到满意，没有人在交接孩子时遇到任何疑虑或困难。
表IV还显示了妇女们在接下来一年的三个不同时间点的感受。11名妇女（32%）在交接后的几周内遇到了一些心理困难，一名代孕母亲遇到了中等程度的心理困难。其余人没有遇到困难。5名妇女（15%）在交接后的几个月内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余29人（85%）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一年后，报告有一些困难的人数减少到只有2人（6%），32人（94%）报告没有困难。

已知代孕母亲与未知代孕母亲的比较显示，已知代孕母亲在产后1年报告有一些困难的比例明显较高（χ2=8.19，P<0.01）。已知代孕母亲和未知代孕母亲中报告有一些困难的比例差异为0.40，代表了小到中等的效应大小（Rosenthal 和 Rubin，1982年）。

在孩子出生前，有3名代孕母亲（9%）遇到过心理问题，其中有2名代孕母亲（6%）曾因心理问题去看心理医生，还有1名妇女定期去心理门诊就诊。孩子出生后，三名妇女（9%）曾因心理问题就诊于全科医师，一名代母（与之前的代母相同）定期到门诊部就诊。

完成问卷调查的33名代孕母亲的爱丁堡抑郁量表平均得分（± SD）为 4.88±3.1 分。妊娠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代孕母亲的平均得分为4.37±2.9，传统代孕母亲的平均得分为5.57±3.34。t检验显示，这两个平均值之间没有明显差异。没有一位代孕母亲的得分超过临床抑郁症的临界值（Cox 等人，1987 年）。

产后与代孕夫妇和孩子接触的频率

接触频率孩子出生后，代孕母亲与代孕委托夫妇和孩子的联系频率差别很大（表 V）。11名代孕母亲（32%）每月至少见准母亲一次，9名代孕母亲（26%）每月至少见准父亲一次。七名代孕母亲（21%）根本没见过孩子的准母亲或准父亲。其余的人在过去一年中与代孕委托母亲和父亲的见面次数在每月一次左右。

与孩子接触的频率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11位代孕母亲（32%）与孩子每月至少有一次定期接触。有8位代孕母亲（24%）在孩子出生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其余15位代孕母亲（44%）在过去一年中与孩子的见面次数在每月一次到两次之间。

代母与代孕的孩子的关系

如表V所示，在7位已知的代孕母亲中，有3位（43%）希望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特殊角色"，有4位（57%）希望她们与孩子的关系与没有做代孕母亲时没有什么不同。在未知的代孕母亲中，有14人（52%）表示希望与孩子接触，有4人（15%）表示将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特殊角色"。有 4 位（15%）代孕母亲表示，她们会与孩子的父母保持联系，但不会与孩子联系；有5位（18%）不知名的代孕母亲表示，她们与孩子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
有32位（94%）代孕母亲对与孩子的接触程度表示满意，但有2位（6%）妇女表示与孩子的接触程度不够。关于代孕母亲目前对孩子的感觉，有14人（41%）表示对孩子有"特殊感情"，20人（59%）认为没有这种"特殊感情"。没有一位妇女认为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比较"已知"和"未知"代孕母亲，前者更有可能对孩子产生特殊感情（费雪精确检验，P = 0.012）。有6位（86%）已知代孕母亲对孩子有特殊感情，而有八位（30%）未知代孕母亲对孩子有特殊感情。已知代孕母亲和未知代孕母亲感受到特殊亲情的比例相差0.56，属于中等效应规模（Rosenthal 和 Rubin，1982 年）。

关于是否应该告诉孩子自己的身世，26位代孕母亲（77%）认为应该告诉孩子，而其余8位代孕母亲（23%）要么不确定，要么认为决定权不在自己。没有一位代孕母亲表示不应该告诉孩子有关代孕的事情。如果将接受传统代孕的妇女与接受全部代孕安排的妇女进行比较，结果发现，17位（90%）传统代孕母亲认为应该让孩子知道代孕安排，而9位（60%）非传统代孕母亲认为不应该让孩子知道代孕安排（χ2=4.05，P<0.05）。基因代孕（传统代孕）母亲和非基因代孕（妊娠代孕）母亲中认为应该告诉孩子有关代孕安排的比例相差0.30，这代表了很小的效应大小（Rosenthal 和 Rubin，1982 年）。

• 对代孕的开放程度
• 对家人的开放程度
  

如表VI所示，有一位代孕母亲没有与家人联系，因此没有包括在本节结果中。绝大多数（n=32；97%）的代孕母亲在某种程度上与家人讨论过代孕，只有一位代孕母亲表示她没有以这种方式讨论过代孕。有两名代孕母亲表示，她们的家人在最初被告知此事时反应消极，15人（46%）表示，她们的家人在最初被告知此事时反应中立或好坏参半，其余16人（48%）表示，她们的家人反应积极。但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家人的反应变得更加积极。25名代孕母亲（76%）表示，她们的家人在产后1年对这种安排持积极态度，而7名代孕母亲（21%）的家人对这种安排持中立或混合态度。只有一名代孕母亲（3%）称其家人仍持否定态度。

对朋友的开放态度

代孕母亲的朋友的反应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在最初被告知时，大多数朋友（n=25；74%）的反应是积极的，8个朋友（24%）的反应是中立或混合的，只有一个朋友的反应是消极的。到访谈进行时，这些数值已变为30位朋友（88%）做出积极反应，4位朋友（12%）做出中立或混合反应。

对伴侣的开放性

在接受访谈时有同居伴侣的23名代孕母亲中，有两人是在怀孕期间认识其伴侣的。在决定代孕时有伴侣的21名代孕母亲中，20人（95%）与伴侣充分讨论过代孕安排，1人（5%）与伴侣在一定程度上讨论过代孕安排。12名代孕母亲（57%）的伴侣在最初被告知代孕安排时反应积极，5名代孕母亲（24%）的伴侣在最初被告知代孕安排时反应中立/矛盾，4名代孕母亲（19%）的伴侣在最初被告知代孕安排时反应消极。
其余变量的数据来自23位有同居伴侣的代孕母亲。19位（83%）报告说，她们的伴侣在怀孕期间对代孕安排持积极态度，3位（13%）持中立/矛盾态度，1位（4%）持消极态度。一年后，22 名代孕母亲（96%）称其伴侣对代孕安排持积极态度，只有一名代孕母亲（4%）称其伴侣持中立/矛盾态度。

关于代孕母亲从其伴侣那里获得的支持程度，大多数妇女（20人；87%）表示，在代孕期间，其伴侣非常支持和可靠，3人（13%）表示，其伴侣基本支持。

GRIMS问卷的平均得分为23.2分。原始分数被转换成GRIMS转换分数，转换分数范围为1到9，分数越高表示关系越差。23位代母的平均分得出的转换分值为3分，相当于良好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关系。从转换后的得分来看，4名代孕母亲的得分为6分（表示关系较差），1名代孕母亲的得分为9分（表示问题非常严重）。其余18名代孕母亲的得分反映了平均或高于平均水平的婚姻满意度。

对自己子女的开放程度

在接受访谈时，所有32位有子女的代孕母亲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子女讨论过代孕，大多数（n=29；90%）代孕母亲都充分解释了代孕。一位代孕母亲在怀孕期间没有告诉她的孩子，因为孩子太小；不过，她后来与孩子讨论了这个问题。26名妇女（81%）称，她们的孩子在怀孕期间对代孕持积极态度，5名妇女（16%）称，她们的孩子的反应是中性或矛盾。
28位代孕母亲（88%）表示，她们自己的孩子在交接孩子时反应积极，3位代孕母亲（9%）表示，她们的孩子反应中性或矛盾。没有一个孩子表现出消极的反应。28位代孕母亲（88%）称，她们的子女在接受采访时对代孕安排持积极态度，4位（12%）称她们的子女的反应为中性或矛盾。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对于接受采访的代孕母亲来说，代孕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积极的经历。而对于代孕母亲来说，代孕也可能会带来负面结果的说法，本研究并不支持。例如，在本研究中，没有一位妇女对自己将孩子交给代孕委托夫妇的决定有任何怀疑。以前的研究结果（Ragoné，1994 年）表明，代孕母亲倾向于与代孕出生的孩子保持距离。本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代孕母亲可能会认为自己怀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从而促使她们放弃孩子。

此外，大多数代孕母亲在代孕过程中与委托夫妇的关系没有出现重大问题。只有一名妇女报告在怀孕初期遇到过重大冲突，而且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解决了。事实上，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委托母亲的关系是积极的。
有趣的是，在与委托夫妇的关系质量方面，已知代孕母亲和未知代孕母亲之间并无差异。事实上，许多之前与委托夫妇不认识的代孕母亲在孩子出生后仍与委托家庭保持联系。虽然已知代孕母亲的样本较少，但这些结果似乎表明，未知代孕母亲与已知代孕母亲一样有可能与委托夫妇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消除了陌生人之间的这种联盟必然会导致问题的担忧。

与代孕有关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原因是代孕母亲可能会受到不良的心理影响。尽管研究表明，部分代孕母亲在移交孩子后确实立即遇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严重，且往往是短暂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一年后，只有两名代孕母亲（两人均为已知的代孕母亲）表示偶尔会感到不安。此外，爱丁堡抑郁量表显示，没有一位代孕母亲在产后一年患上产后抑郁症。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代孕中最令人担忧的那些方面存在困难。

尽管本研究是基于从代孕母亲那里获得的数据，但其中19名妇女的信息还可以从委托代孕的夫妇那里获得，因为他们参加了另一项关于代孕的纵向研究（MacCallum 等人，2003 年；Golombok等人，已提交）。因此，委托代孕夫妇的数据可以用来验证代孕母亲的报告。委托夫妇也参与研究的代孕母亲都表示，在代孕初期和末期，她们与委托母亲的关系都很好。在这两个时间点，委托代孕母亲也都表示与代孕母亲的关系良好。关于与委托代孕父亲的关系，19位代孕母亲中有一位报告说出现了问题。虽然代孕委托母亲在怀孕初期没有报告她的伴侣与代孕母亲之间存在问题。但她也报告说，在怀孕结束时，代孕母亲与委托代孕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

虽然人们可能会认为基因代孕（即代孕母亲是孩子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亲生母亲，也就是“传统代孕”）母亲更有可能对孩子产生特殊的感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与无血缘关系的代孕母亲相比，有血缘关系的代孕母亲更有可能希望孩子知道自己通过代孕而出生。随着孩子的长大，代孕母亲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因为许多孩子不仅会知道谁是他们的遗传母亲或妊娠生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孩子还会经常与她联系。代孕母亲一般都会向家人和朋友公开代孕的情况。虽然有些家人和朋友起初持否定态度，但通常后来都接受了这一想法，并常常为代孕母亲感到骄傲。大多数代孕母亲表示，她们的伴侣支持她们，她们自己的孩子也反应积极，没有一个孩子因代孕安排而遇到重大问题。

本调查基于代孕母亲对代孕安排的看法。与任何有争议话题的研究一样，不可能排除社会期望的反应的风险。此外，访谈中依靠回顾性报告的部分也可能存在回忆偏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代孕母亲对与委托夫妇的关系质量的描述，与代孕委托夫妇本人的描述基本相同，这表明代孕母亲对其经历的描述总体上是可靠的。
本次调查的一个优点是，从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代孕母亲样本中收集了数据。通过代孕机构"COTS"招募代孕母亲，以及主要通过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1991）招募代孕家庭的平行研究，英国绝大多数代孕母亲（她们的婴儿在研究时已满1周岁）都被邀请参与研究。因此，超过70%的总体合作率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代孕母亲样本，尽管不能排除拒绝参加的代孕母亲比参加者遇到更大问题的可能性。此外，所有代孕母亲都是在代孕安排的情况下实际生下孩子的，而以往的调查则包括处于代孕过程不同阶段的代孕母亲。

总的来说，代孕对代孕母亲来说似乎是一种积极的经历。决定进行代孕的妇女往往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她们认为自己希望帮助那些无法成为父母的夫妇。本研究几乎不支持代孕母亲在孩子出生后会出现心理问题的普遍预期。相反，代孕母亲常常表示有一种自我价值感。此外，代孕母亲普遍表示与委托夫妇的关系是积极的，许多代孕母亲与委托夫妇和孩子保持着联系。我们不能假定这些代孕母亲普遍的积极看法会长期保持下去。不过，研究结果提供了代孕母亲在最近一次代孕孩子出生一年后的感受和经历的系统信息。

致谢
作者感谢英国国家统计局注册总署和 "通过代孕克服无子女问题"（COTS）在本研究招募家庭方面提供的帮助。他们还感谢惠康信托基金会对本研究的资助。

本文中提到的数据表截图在这里⬇

表 I.社会人口信息
参数 个案数
代孕母亲年龄（岁）a 34 ± 5.44
自己的孩子        
有 32 (94)
无 2 (6)
婚姻状况        
已婚/同居 23 (67)
非同居伴侣 5 (15)
单身 6 (18)
社会阶层        
专业/管理 4 (12)
技术/非体力 9 (26)
熟练手工 7 (21)
部分熟练/非熟练 14 (41)
替代工作状况        
无 14 (41)
兼职 14 (41)
全职 6 (18)
以前代孕分娩次数        
0 29 (85)
1 1 (3)
2 1 (3)
3 3 (9)
代孕类型        
部分（基因） 19 (56)
完全（非遗传） 15 (44)
代孕母亲        
已知代母 7 (21)
未知代母 27 (79)
a 值为平均值 ± SD。
括号中的数值为百分比。

参考文献

• Blyth, E. (1994) "I wanted to be interesting. 我希望能够说'我的人生做了一件有趣的事'：英国代孕母亲访谈录》。J. Reprod. 《婴儿心理学》，12，189-198。
• Brazier, M., Campbell, A. and Golombok, S. (1998) Surrogacy： Review for Health Ministers of Current arrangements for payments and regulation. No. CM 4068, Department of Health, London.
• 英国医学协会（1996 年），《母性观念的变化》。英国的代孕实践。英国医学协会，伦敦。
• Cox, J.L., Holden, J.M. and Sagovsky, R. (1987) Detection of Postnatal Depression： 10 项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的开发。Br. J. Psychiatry, 150, 782-786.
• Golombok, S., Murray, C., Jadva, V., MacCallum, F. and Lycett, E. Families created through a surrogacy arrangeme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Dev. Dev. Psychol.（已提交）。
• MacCallum, F., Lycett, E., Murray, C., Jadva, V. and Golombok, S. (2003) Surrogacy: the experiences of commissioning couples. Hum. Reprod., 18, 1334-1342.
• 新泽西州最高法院（1987 年），关于Baby M的案件。为什么做代孕妈妈-女性做代母的动机和心理体验研究  美国代孕-新泽西州BabyM案
• 英国人口与普查统计办公室和就业部小组。(1991)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女王陛下办公室，伦敦。
• Ragoné, H. (1994) Surrogate Motherhood： Conception in the heart. Westview Press, Oxford.
• Rosenthal, R. and Rubin, D.B. (1982) A simple, general purpose display of magnitude of experimental effect. J. Ed. Psychol. Psychol.，74，166-169。
• Rust, J., Bennun, I., Crowe, M. and Golombok, S. (1990) The GRIMS: A psychometric instrument for the assessment of marital discord. J. Family Therapy, 12, 45-57.
• Thorpe, K. (1993) A study of the use of 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with parent groups outside the postpartum period. J. Reprod. 《婴儿心理学》，11，119-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