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琳娜（Arina）是一名28岁的乌克兰 代孕妈妈，自2020年3月初以来，她一直被隔离在离家人600公里外的基辅。本照片由当事人提供
这位自己已经有两个孩子的乌克兰母亲从2020年3月初开始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了。在预产期前两个月，为阿丽娜与一对外国夫妇配对的以色列代孕中介公司希望她去见机构指定的医生，并对她第二次代孕的孩子进行孕期检查。
就在新冠病毒侵入欧洲的时候，阿丽娜把4岁和7岁的女儿留在了首都基辅东南400英里的梅利托波尔的家中，然后她和朋友一起坐了12个小时的通宵火车，来到了第聂伯河畔的波兹尼亚基。她会为她的女儿们写童话故事，虽然她不经常和女儿们联系。在这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里，阿琳娜（Arina）和她的女儿们都过的很艰难，因为要分开这么远。现在是阿琳娜（Arina）怀孕的最后一段时间，她却觉得自己被困住了，被限制在待产公寓的小房间里。她没有精力和心情去编造结局幸福的童话故事。
阿琳娜（Arina）说。
虽然乌克兰代孕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据基辅医疗和生殖法律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据估计，2019年，乌克兰每个月都有数百名婴儿通过大型代孕机构出生。今年，随着乌克兰进入COVID-19限制旅行的时间延长，再次每月有数百名婴儿通过代孕出生。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和以色列的预期父母正试图前往乌克兰，或和新生儿一起滞留在乌克兰。
自2015年亚洲的印度、尼泊尔、泰国、柬埔寨以“外国夫妇滥用代孕制度和中介机构不规范代孕”为由禁止代孕以来，乌克兰的代孕行业开始蓬勃发展。大多数欧盟国家都禁止商业代孕，不过各国的代孕立法和看法各不相同。例如，在德国和法国，代孕被认为是无视妇女的尊严。
但在乌克兰，代孕已经变得很常见--既有外国预期父母希望以比他们本国更低的价格费用通过代孕生育自己的孩子，也有当地妇女获得支付超过乌克兰平均工资三倍的代孕补偿/报酬所吸引。阿丽娜以前做出租车司机和在网上卖衣服，每月的收入在300美元左右；一旦孩子出生，她将从委托她代孕生子的预期父母那里得到至少1.5万美元的报酬，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笔钱来养家糊口。根据乌克兰工商业协会的数据，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后，有超过100万乌克兰人失去了工作。这笔钱将使她能够为家人买房，并找到经济稳定感和生活的安全感。
疫情期间国外代孕-从乌克兰接回宝宝在阿琳娜（Arina）搬到基辅的12天后，乌克兰对外国人关闭了边境。孩子的法国妈妈不确定自己能否能在孩子出生时进入乌克兰。阿丽娜合作的代孕机构没有回应“关于预期父母无法在代孕妈妈分娩后无法与宝宝及时见面”的难题。然而，另一家总部设在乌克兰的代孕机构“BioTexCom（中文互联网上简称为“彼奥”，可能是乌克兰最大的代孕机构之一）”让Marie Claire（本文的原作者之一）与在基辅郊区威尼斯酒店照顾62名婴儿（并在增加）的保姆联系。BioTexCom自2016年起拥有并经营该酒店。在那里，像Olha Kuts这样受雇于BioTexCom的保姆看护着婴儿，以及教预期父母们如何给新生儿洗澡、喂奶和换尿不湿。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预期父母会在酒店与新生儿共度一段时光。现在，在新的公司协议下，随着新冠肺炎病毒蔓延到乌克兰，Olha Kuts的工作更加令人疲惫。新冠肺炎疫情期间，Olha Kuts大部分时间不能离开酒店，在长时间照顾远在他国的预期父母的新生儿，Kuts不得不一直待在酒店吃饭和睡觉。
34岁的Olha Kuts说："宝宝们24小时都在这里。"她是一个护士团队的一员，负责看护来自中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等国家预期父母的二十多个宝宝。当保姆们真的有时间休息时，她们就会与外界完全隔离，尽可能少的接触外界。
在BioTexCom代孕公司工作了两年半的Kuts在上完通宵班后，会获得三个小时的小睡时间。然后，她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她的经理告诉她，有太多的工作要做。目前还不清楚她在与Marie Claire（本文的原作者之一）谈话时是否受到公司的监视。
BioTexCom公司在其网站上发布了宣传图片，甚至打出广告，称他们已将儿童护理费从50欧元降至25欧元。在一张照片中，7名护士在14张透明的塑料婴儿床后面摆好姿势，婴儿用青绿色、蓝色和粉红色的毯子包裹着，排成三排。在另一张照片中，一名看起来很开心的护士对着镜头摆出姿势，怀里抱着一对婴儿。每张照片中，护士们都戴着浅蓝色的口罩和深蓝色的手套。
苏菲-帕金森（Sophie Parkinson）是阿丽娜所怀婴儿的30岁母亲。她和许多预期父母一样，一直在网络上搜索任何有关这次封锁期间，在乌克兰通过代孕出生的婴儿会发生什么的信息。她找到了BioTexCom放出的照片，但不忍心看。她听说还有一段视频，是保姆抱着新生儿，哄着他们睡觉的视频。帕金森在尝试生孩子多年后，已经接受了自己不孕的事实。
看到新生儿因为疫情只能待在几千公里外的婴儿床里，而不是在父母的怀里。他们在等待父母接他们回家。这太让我太难受了。我不忍心看这些。
她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小镇科尔梅耶通过电话说。 澳大利亚妈妈在疫情期间赴乌克兰代孕
她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飞往法国，在那里她有家人，试图及时赶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但疫情发生得太快了，乌克兰关闭了边境。她每天打很多电话、发很多短信和电子邮件，谋划着如何及时赶到乌克兰等待代孕妈妈分娩她的宝宝。"我正在努力联系法国大使馆、乌克兰驻法国大使馆、法国政府、其他法国的预期父母，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圈子，并讨论清楚什么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这样我们就（更有可能）得到乌克兰政府的授权去基辅接宝宝回家。"她说。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时候，有很多预期父母处于同样的困境---NGA法律公司的生育律师娜塔莉·甘布尔 (Natalie Gamble)说。随着新冠疫情开始蔓延，她告诉Marie Claire。"会有一些孩子陆续出生，但因为新冠病毒导致的旅行限制，宝宝们的父母无法前往乌克兰接宝宝。"
阿琳娜（Arina）一直和苏菲-帕金森（Sophie Parkinson）保持联系，告诉她自己需要一些帮助，生孩子的事情她不能独自完成。两个女人每天通过Viber联系。上文中提到的那家以色列代孕中介机构允许代孕妈妈和预期父母之间的联系，但许多代孕中介机构并不允许。"现在每个人都非常害怕。新冠疫情导致的这种不确定性造成我们的情绪状态差，我们非常难受，"苏菲-帕金森（Sophie Parkinson）说。"我们正试图尽快接回宝宝，尽力避免宝宝由保姆照顾几周甚至是几个月。"
虽然BioTexCom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画面，但许多代孕中介机构在乌克兰的声誉不佳，基辅医疗和生殖法律中心（ Center for Medical and Reproductive Law Center in Kiev）的主任和创始人Sergii Antonov说。虽然一些机构确实在公平的条件下为预期父母和代孕妈妈服务，但有一些代孕机构，例如BioTexCom，以前涉及一些代孕丑闻。他补充说，BioTexCom是乌克兰最臭名昭著的代孕机构之一。
在BioTexCom网站发布的采访中，老板Albert Tochilovsky甚至承认，他"被指控向国外贩卖了数千名乌克兰婴儿"。但Tochilovsky辩解说："这些孩子与其外国父母有遗传上的亲缘关系"。
"没有外部监管来确保事情做得很好，"在这个因为新冠疫情而充满不确定的时代，疫情加剧了代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让预期父母更加担心。此外，安东诺夫（Sergii Antonov，前文提到的“基辅医疗和生殖法律中心 - Center for Medical and Reproductive Law Center in Kiev的主任和创始人”）说，乌克兰没有专门的法律保护代孕妈妈的权利，一切只能按照代孕合同。但代孕合同并不总是确保所有代孕参与者的利益平衡和公平待遇，"他说。
与Arina一样，不愿提供姓氏的代孕妈妈Olena按照BioTexCom的要求，在预产期前两个月来到基辅。她在2020年3月生下孩子。截至我们4月份采访时，她为之怀胎的那对西班牙夫妇还没能见到孩子。由于预期父母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来到乌克兰，所以BioTexCom的保姆一直在照顾孩子。（参考链接）
当我们最后一次联系采访Olena时，她还没有拿到工资。34岁的她选择留在离家人一百多公里的基辅，她自掏腰包租了一套公寓，并住在那里等待着她的报酬。她说等拿到报酬后，会签署文件以正式结束这次代孕。Olena通过BioTexCom与Marie Claire取得联系，她没有对何时可能收到代孕补偿表示任何担忧，她说："我完全信任BioTexCom，如果他们说了什么，就会遵守承诺。"
苏菲-帕金森（Sophie Parkinson）和她的丈夫是Arina所代孕的孩子的父母。因为疫情在欧洲流行后，各国开始封锁边境，苏菲-帕金森（Sophie Parkinson）担心自己无法及时赶到乌克兰接回孩子。
疫情期间阿根廷夫妇赴乌克兰接宝宝回国另一对西班牙夫妇，45岁的Gema García和39岁的José Antonio Sánchez在边境关闭前一周进入乌克兰为他们的孩子生产相关阅读：欧洲新冠疫情封锁让在乌克兰代孕的家庭陷入困境中
加西亚（Gema García）为了怀孕尝试了7年，曾经在怀孕20周时早产，孩子没能存活。而收养孩子是一件无比复杂的事情；代孕似乎是要个孩子的最好选择。他们在2018年与一家乌克兰代孕中介机构开始了代孕过程。两年后，他们带着一个新生宝宝坐在基辅的出租公寓里。并且因为疫情，他们害怕离开他们临时的家。
"我们身处异国他乡，我们不懂乌克兰当地语言，"加西亚（Gema García）说。"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我们不能离开基辅的家。我们害怕我们或我们的女儿被感染。"
西班牙最近对代孕相关法律的修改使代孕更具挑战性。桑切斯（José Antonio Sánchez）说，预期父母必须在返回西班牙之前为新生儿获得公民身份。当他说话时，他打开手机摄像头，画面中一个新生女婴睡在他旁边的婴儿床里。
在女儿出生两个月后，他们被告知护照服务中心的工作停滞了，新父母无法为孩子获得护照，这对夫妇终于在5月初收到了婴儿的身份文件，并返回西班牙。"我们每天都在期盼，等待的日子很难受。直到我们[可以]和女儿一起回家，"松了一口气的父亲---（José Antonio Sánchez）说。
相关阅读：
距离Arina的预产期只有几周了，代孕妈妈担心新冠肺炎疫情将影响她的分娩安排以及让接下来的事情变得难以应付。在上一次代孕中，她最后几周最困难的部分是随着肚子一天天的膨胀，她甚至难以翻身下床。而这次怀孕，新冠肺炎让她一直处于煎熬之中，但并非所有的煎熬都是为了自己。
"我不想让宝宝一个人长期呆在产科诊所里。"Arina说。她补充说，“毕竟她是个人。我担心孩子，因为孩子没做错什么，却要承受痛苦。"
| 
Baidu statistics
CNZZ stat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