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人Tony Jiang和他的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和双胞胎男孩。双胞胎男孩是一个美国代孕妈妈生的。照片:路透社 不合法也不违法的代孕公司 即使政府似乎目前不愿意解决中国大陆代孕合法化问题,未来几年里中国内地代孕合法化的可能性一直是大陆的热门话题。2001年中国卫生部颁布的计生法规禁止中国大陆的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进行“任何形式的代孕”操作。但中国大陆的专家和代孕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代孕事实上在灰色地带运作,执法机构通常也不太干涉中国代孕机构的运作。因此,中国大陆的代孕正蓬勃发展。据“ 中国新闻周刊 ”2月份报道,某上海代孕公司自2004年推出以来,已经有超过1万名婴儿通过其代孕服务出生。这家机构的代孕业务需要代孕委托人为代孕妈妈为婴儿提供超过100万元人民币(145,400美元)。 链接---官方禁令对中国代孕部门没有任何制约作用 广东独立人口统计学家何亚夫表示,当局对代孕的态度“含糊不清”。“这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国代孕被卫生部门禁止,但另一方面代孕在中国也不违法,因为部门规定 - 而不是法律 - 只能管辖医疗机构和和医务人员,而不是其他组织或其他人,”他告诉南华早报。他说,目前中国将代孕合法化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是一个涉及法律,道德和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复杂问题。但是政府可以考虑允许某些群体,例如那些独生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年龄太大而不能怀孕的夫妇,通过代孕生育孩子。 “如果不允许进行代孕,有需求的人就会通过地下代孕生孩子,这是一个混乱的市场,必然充满问题。或者他们要么出国寻求代孕,”他说。 护士照顾甘肃省兰州市某医院的新生儿。新华社 庞大又增长迅速的中国代孕市场 2月份中国财经新闻电视频道的一份报道显示,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一个大厅里有大约100多名潜在的代孕客户。这些客户是由代孕机构召集的,代孕机构在酒店向这些客户介绍其在美国代孕的服务。该机构的创始人告诉财经新闻频道,其美国代孕服务费用为140万元,每月至少有70人购买其代孕服务。使用体外受精(IVF)技术在代孕妈妈的子宫中植入胚胎,也就是所谓的“代孕”是世界范围内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代孕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的部分州是合法的。但在香港,商业代孕是一种刑事犯罪。中国大陆关于代孕唯一的规定是该部2001年关于“人工辅助生殖”的技术准则,禁止医院和医生进行胚胎交易或协助代孕。违反规定的医疗机构将面临最高3万元的罚款。 相关阅读:中国着眼于使代孕母亲合法化 一家代孕机构已经营业10年,这家代孕机构在泰国和加利福尼亚为中国客户雇佣代孕妈妈。其创始人告诉记者,中国政府“不鼓励也不妨碍他的生意,采取人道主义立场”。“政府对代孕的态度是很务实的,”他说。刘说,他在北京和广州设有办事处,他的客户包括40多岁到50多岁的失独夫妇和不育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人非常悲惨,”他说。“我们的代孕业务为他们带来希望。”他的代孕机构收取了大约5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但他否认代孕业务赚取了巨额利润,称他需要支付海外的医疗机构,医生和代孕妈妈的费用。 护士在北京西岳格中心照顾婴儿,为新妈妈提供一个月的产后恢复。照片:AP “每单代孕业务我只能赚70,000到80,000元的利润,”他说。刘说,他的代孕公司每年服务的夫妇不到50对,这项业务在过去几年一直在苦苦挣扎。《人民日报》在2018年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分析文章,探讨了在大陆合法化非商业代孕的可能性,以支持2015年底推出的普遍二胎政策。人民日报的分析文章在网上引起了轰动,该文章称:在符合第二个孩子资格的9000万内地夫妇中,60%的女性为35岁或以上,50%的女性至少40岁。“对于一些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失去生育能力是最头疼的问题,因为这些女性因为年龄偏大而无法怀孕,”文章说。 相关阅读:尽管国家禁令,代孕仍然是上海的大生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夏银兰表示,由于没有明确的代孕法规,导致执法机构对代孕行业视而不见。 不受约束的中国的地下代孕服务公司 一些城市的卫生部门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打击代孕机构,但代孕机构的数量仍在激增。 某上海代孕公司表示尽管上海政府发起了“历史上最重的对代孕机构的突袭”,但这家代孕机构仍然正常运营。这家代孕机构的创始人还接受了海内外30多家新闻媒体的采访。“我选择让我的代孕公司对公众透明,之后官员或警察从不骚扰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查办,”他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没有任何法规约束我们的代孕机构。” 在北京的一个培训班,产科医生学习照顾婴儿。照片:AP 中国代孕法律-人口形势下的现实窘境2015年底颁布的修订后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没有包含“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起草过程中提出的禁止代孕的条款。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法律部主任张春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希望将中国的代孕禁令升级为国家级法律,因为目前的监管是低级别的,只是行政性的。 《中国新闻周刊》称该委员会建议的条款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修订后法律的最终版本中删除,因为《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希望将重点放在二胎政策上。 法律眼光:复杂的法律意味着代孕并不总是一个好的选择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胡湛表示,政府采取了谨慎的太对对待代孕。“政府和立法机构不明确对于代孕的态度避免了对道德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冲击,”胡湛告诉邮报。“不包括代孕相关条款表明政府正在留下让公众讨论和辩论代孕问题的机会。政府还在等待,希望看看人民如何看待代孕,同时也等待代孕行业的发展状况。“ 方杰是一位上海的律师,他在2016年曾经代理一位代孕妈妈希望获得自己代孕的孩子的监护权诉讼。方律师表示,起草一部使代孕合法化的法律将是费时费力的,并且代孕合法化法律必然牵涉其他法规,例如如何定义孩子的父母身份,这些都需要修改。 “还应该有一些限制来防止商业代孕,”她说。“现在不是取消代孕限制或鼓励代孕的合适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