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该法案的共同发起者、国家杜马副议长托尔斯泰（Pyotr Tolstoy）表示，这是对COVID-19封锁导致在俄罗斯代孕出生的婴儿滞留和死亡事件的直接回应，该事件导致超过一千名通过代孕出生的儿童暂时滞留在俄罗斯，当时旅行禁令阻止非俄罗斯合法居民客户父母接回他们的孩子。 不过据《莫斯科时报》报道，该法案的解释说明还补充说，单身男女使用代孕的做法并不完全符合俄罗斯的母性、儿童和家庭原则。此外，代孕的做法'造成了直接和间接损害国家利益的可能性，如对'公共和经济安全、人身安全和生物安全构成威胁'（Kuznetsova和Gubernatorov 2021）。这就需要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进行代孕，这将防止任何进一步出口俄罗斯代孕妈妈所生的孩子。 ----------------------分割线---------------------- 相关阅读：禁止外国人在俄代孕？俄罗斯2021年商业代孕法律法规动态  根据现行法律，已婚和未婚的异性夫妇以及单身女性，无论是俄罗斯公民、居民还是外国人，商业性的妊娠代孕都是合法的。虽然法律没有明确提到单身男性，但也的确有单身父亲通过代孕和捐卵成为合法单身父亲并亲子关系的成功法律案例，这为确立为单身男性和同性夫妇提供代孕的做法创造了先例。 迄今为止，对代孕的宽松监管使俄罗斯成为寻求代孕最宽松的地方之一，"一个代孕天堂，几乎每个愿意通过代孕生孩子的人都可以实现[原文如此]梦想的国家"（Svitnev，2012）。 然而，新起草的俄罗斯代孕监管法案将把代孕限制在拥有俄罗斯合法居留证件（例如俄罗斯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的已婚异性夫妇身上。寻求代孕的准父母需要结婚至少一年，年龄至少25岁，但不超过55岁，而且夫妇需要有有效的医疗理由才能在俄罗斯合法的代孕。 虽然现行俄罗斯法律已经要求夫妇需要有有效的医疗理由才能在俄罗斯合法的代孕，但围绕代孕的态度实际上一直在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2020年7月在莫斯科逮捕了被指控贩卖儿童的生殖医生。因为2020年1月，一名代孕出生的孩子在护士的照顾下死于婴儿猝死综合症，当时其外国籍父母因COVID-19相关旅行禁令而无法进入俄罗斯（见生物新闻1058）。  Rosjurconsulting C.E.O. Konstantin N. Svitnev 在对监督代孕安排的RosjurConsulting机构首席执行官KonstantinSvitnev发出国际逮捕令后，促使商业代孕机构和生殖医生在处理代孕时更加谨慎行事。例如，一位俄罗斯胚胎学家在私下里评论说：自从代孕法案宣布以来，我们停止了与非传统患者（我指的是单身父亲）的合作（...）。我们只在有严格的医学适应症时才进行代孕"，而一位俄罗斯代孕中介公司经理则称他们的中介公司"正在等待"新的变化，这意味着他们在密切关注政策变化的同时，不会促进新的代孕安排。  Pyotr Tolstoy 该法案的共同发起者、国家杜马副议长托尔斯泰（Pyotr Tolstoy）表示，这是对COVID-19封锁导致在俄罗斯代孕出生的婴儿滞留和死亡事件的直接回应，该事件导致超过一千名通过代孕出生的儿童暂时滞留在俄罗斯，当时旅行禁令阻止非俄罗斯合法居民客户父母接回他们的孩子。 不过据《莫斯科时报》报道，该法案的解释说明还补充说，单身男女使用代孕的做法并不完全符合俄罗斯的母性、儿童和家庭原则。此外，代孕的做法'造成了直接和间接损害国家利益的可能性，如对'公共和经济安全、人身安全和生物安全构成威胁'（Kuznetsova和Gubernatorov 2021）。这就需要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进行代孕，这将防止任何进一步出口俄罗斯代孕妈妈所生的孩子。 相关阅读：俄罗斯考虑禁止未婚人士，外国人代孕– RBC 此前的几次尝试都未能遏制俄罗斯的商业代孕。2013年，俄罗斯联邦杜马代表叶连娜-米祖利娜呼吁禁止代孕，因为她担心代孕会 "威胁到人类的生存"。2014年2月，圣彼得堡立法议会代表维塔利-米罗诺夫宣布打算制定一项法案，禁止单身男性使用代孕服务，从而禁止同性关系中的男性使用代孕服务（因为俄罗斯不承认同性婚姻，因此同性关系中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过代孕成为父亲并得到法律承认）。2017年3月，参议员安东-别利亚科夫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俄罗斯境内所有的代孕行为；然而2018年10月，国家杜马家庭、妇女和儿童委员会否决了该法案。  俄罗斯联邦杜马代表叶连娜-米祖利娜 从国际上对代孕监管的发展来看，俄罗斯的案例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俄罗斯国家是否会采取与印度类似的路线，印度在2013年先是禁止同性伴侣代孕，随后又禁止所有外国人在印度进行商业代孕。只允许异性、已婚的印度国籍夫妻进行利他代孕。印度政府的理由是，禁止商业代孕和跨国代孕可以保护印度代孕妈妈，但在俄罗斯，对代孕商业化的担忧从来都不在讨论之列。 在俄罗斯代孕限制法案的起草者中，以及围绕这些法案的讨论中，明显没有关注俄罗斯代孕妈妈的福祉以及法案对她们的影响。相反，在俄罗斯议会和公共空间的辩论中，首先突出的是对停止出口儿童保护国家利益的关注，其次是对俄罗斯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保护。 因此，俄罗斯联邦代孕立法的变化与俄罗斯更广泛的人口和生育政治相一致：对同性恋和非异性恋身份和生活安排的敌视和定罪越来越多，对保守、倒退的家庭价值观的（重新）定位，以及由此给俄罗斯妇女和年轻家庭带来的压力，要求他们生育更多的孩子，为人口增长作出贡献。  Sergei Kalashnikov 2013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什尼科夫(Sergei Kalashnikov)甚至对米祖利娜提出的禁止代孕的建议作出回应，称代孕可以成为解决不孕不育和阻止生育率下降的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无论是拟议的法案，还是目前媒体对该法案的报道，都无视了从事代孕工作的妇女，以及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供卵者的利益；相反，新法案强调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并暗示了对俄罗斯妇女丧失生育能力的担忧，因为俄罗斯妇女的生育劳动力被输出到其他国家。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俄罗斯对代孕的潜在限制，与其说是走向禁止代孕，不如说是将代孕保留给符合国家利益的生育，只有合适的人才能在俄罗斯通过代孕成为父母。 原文作者：Christina Weis博士---德蒙福特大学生殖研究中心研究员。 91喜来宝站长翻译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