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的 "新生命 "（New Life Surrogacy）公司四年前被指控将代孕出生的婴儿非法偷运出格鲁吉亚，交给欧洲夫妇。这并没有损害她的生意。此后，一部关于她的电影被拍成了《5000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公司在几大洲都有业务。她抽空和我们做了一次长篇采访。我们担心她会利用这个机会做广告--这的确是问答环节的开始。她几乎是以介绍的方式说："每个人都有生孩子的权利。 ---------------------------分割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生育旅游者 "跨出国门，寻找拥有自己亲生子女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欧洲预期父母转向寻找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代孕妈妈中介的帮助，因为在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几乎什么一定可以找到代孕妈妈，虽然价格不菲。 "（在格鲁吉亚）这是一个禁忌，"唯一准备和我们说话记者解释说。记者提醒我们，代孕和由代孕妈妈生下的孩子已经受到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牧首伊利亚大主教的谴责。他在2014年1月的圣诞致辞中说，以这种方式孕育和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后的生活中会出现 "问题"，而抚养这种孩子的家庭也不会幸福。这位教长的话让格鲁吉亚这个宗教信仰浓厚的社会深受代孕行业的影响。 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抗议他的言论，包括卫生部长Davit Sergeenko，首都第比利斯市长Gigi Ugulava，甚至包括格鲁吉亚总理助理Tamar Chugosvili。在人权和性别平等问题上，抗议者说："每个孩子都有生命和幸福的权利"。1月8日，抗议者与教长的支持者在其官邸前发生冲突，格鲁吉亚警方不得不进行干预。 在过去的三年里，人们的激情没有消退，而格鲁吉亚代孕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这让大家讨论格鲁吉亚代孕导致的冲突风险增加了。这也就解释了人们对媒体谈论代孕时的谨慎态度。并不是完全没有信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第一个与我们交谈的是格鲁吉亚新生命中心的创始人和负责人玛丽亚姆-库库纳什维利（Mariam Kukunashvili）。这位代孕经纪人是市场上著名的商业成功案例。库库纳什维利在媒体上很有名气，她曾经是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被认为是格鲁吉亚十大最富有的女性之一。格鲁吉亚新生活已经创办12年，并建立了一个国际代孕网络，在乌克兰、墨西哥、柬埔寨和波兰都有分支机构。  库库纳什维利（Mariam Kukunashvili）不仅仅是一位女商人，她还倡导一种代孕的 "哲学"，并因此在格鲁吉亚受到批评。格鲁吉亚的 "新生命 "公司四年前被指控将代孕出生的婴儿非法偷运出格鲁吉亚，交给欧洲夫妇。这并没有损害她的生意。此后，一部关于她的电影被拍成了《5000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公司在几大洲都有业务。她抽空和我们做了一次长篇采访。我们担心她会利用这个机会做广告--这的确是问答环节的开始。她几乎是以介绍的方式说："每个人都有生孩子的权利。"她重复了一句代孕经纪公司的营销手册中常见的话语。她补充说，格鲁吉亚的法律对谁能成为 "客户 "或 "预期父母 "几乎没有限制。我们问，难道没有对收养孩子的父母的合适性进行评估吗？她回答说："谁能决定谁能做父母，谁不能做父母？"。 在格鲁吉亚代孕有一个限制：同性恋夫妇不能被服务。 讨价还价的子宫 格鲁吉亚的新生命全球代孕网络甚至为此找到了解决方案：同性恋预期父母在没有这种限制的国家的诊所接受代孕服务。"我们为大多数情况做好了准备。我们把HIV（艾滋）阳性的父母送到墨西哥，那里有代孕的可能性。西班牙预期父母无法从墨西哥的领事馆获得必要的文件将孩子带回家，所以我们将他们送到其他地方，例如格鲁吉亚。" 专业文献用 "代孕或卵巢捐献旅游 "或 "离岸代孕 "等术语来描述这些代孕安排：目的是让代孕服务的买方避开当地的法律限制，找到国际后门，以最优惠的价格得到一个孩子。在过去的15年里，代孕热潮兴起，国际上受监管的收养数量也因此下降了三分之一。根据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局2012年的一份报告，全球代孕商业交易量增长了1000倍。例如印度开放给外国人的商业代孕巅峰时期有3000家试管婴儿诊所。根据印度商会的统计，2012年这些诊所收入至少30亿美元。印度是最便宜的试管婴儿代孕供应商，也为同性恋和单身人士服务。花6-7千美元就可以租到一个 "子宫"，行业内的行话叫代孕妈妈。当年在印度，完整的代孕套餐要贵很多，但还是很少超过2万元。分期支付的代孕妈妈费用和医疗费也是代孕总费用的一部分。如果是白人，而不是印度人的卵巢捐献者，费用更高。包括旅途费用等全部的服务费用在30000美元以内。在美国代孕费用比印度代孕费用要高得多。在那里，代孕的费用至少要15万美元，在一些诊所甚至要上升到20万美元以上。 格鲁吉亚代孕是100%的生意 普莱斯解释了为什么格鲁吉亚变得如此受欢迎。在格鲁吉亚，以为代孕妈妈完成她的代孕后可以得到12000-16000美元的报酬，这取决于她生下的是单胎还是双胞胎。但总的来说费用不高，很有性价比。而捐卵者几乎都是本地的高加索人，是 "基本代孕套餐 "的一部分。格鲁吉亚代孕妈妈价格低廉，根据格鲁吉亚法律，几乎不享有任何权利。代孕妈妈在出生证明中没有被提及，即使她取消与预期父母的合同，她也不享有与孩子有关的任何权利。 库库纳什维利指出，尼泊尔、泰国或柬埔寨的情况并非如此。代孕妈妈是分期付款的，而且是有条件的，资金直接从客户那里支付给生孩子的妇女。库库纳什维利说，这是必要的，以避免被指责克扣代孕妈妈的报酬。但如果代孕妈妈早产，或者出现并发症，或者客户和代孕妈妈之间出现某种纠纷，那么客户可能会拒绝支付，或者只支付部分费用。"我们问，这些做代孕妈妈的女性的动机是什么？"钱？有多少做慈善的成分？" 答案很明确："大部分做代孕妈妈的妇女的动机是为了金钱。"库库纳什维利说。 不过，他拒绝接受妇女被剥削的说法。"如果你看一下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职业对健康有伤害，或者会导致死亡。在美国，每年有超过20万名建筑工人死亡。而代孕不是这样的。" 但当被问及代孕妈妈与婴儿或胎儿之间的关系时，她给出了更复杂的答案。她说，生孩子的女人和婴儿之间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但从第一时间起，代孕妈妈们就会清楚地知道，她们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她们的。她说，预期父母和生她孩子的女人的关系是 "两个女人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我们问，孩子是谁的，是谁的 "财产"？她说："孩子是谁的，就属于谁的"。" 母亲是一个社会角色，你要么接受，要么拒绝。重要的不是孩子来自代孕妈妈，也不是我养育了他或她，不是从街上捡来的。如果我希望孩子是我的，我养育了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是我的。" 看来，这种愿望（以及投入的资本）是推动这个快速增长的代孕市场的动力。 她告诉我们，国际环境对代孕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一个欧洲客户可以在五到六周内为格鲁吉亚代孕所生的婴儿从他们的大使馆获得旅行文件。(库库纳什维利的公司有专人处理相关法律文件事物)。她告诉我们，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馆要求进行DNA测试，但其他国家并不这样做。孩子经常与女客户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关系，经常有孩子来自匿名的捐卵者和捐精者，这意味着它与父母任何一方都没有生物联系。 我们问，她希望在格鲁吉亚关于代孕的法律中改变什么？她告诉我们，她会对谁能成为卵子捐献者和多长时间做一次卵子捐献做出限制，她还会对客户的最高年龄做出限制。"60岁以上的人再来生个孩子？毕竟需要有人来抚养这个孩子。" 她不会尝试加强代孕妈妈的权利吗？但她拒绝了这个说法，尽管我们知道她的公司为那些没有得到承诺的费用的代孕妈妈提供了法律支持。我们问："你怎么看待欧洲把这些代孕妈妈称为'技术妈妈'的做法？"。她在这一点态度明确："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要想成功怀孕，代孕妈妈需要关心和照顾，这不能通过纯技术手段来实现。如果我们这样看待这些妇女，那么我们就为剥削打开了大门。"  格鲁吉亚新生活公司的办公室装修典雅，位于住宅区。代孕中心的入口处上方闪耀着写有公司名称的铜牌，办公室经理用英国向我们告别。但当我们走到外面的那一刻，弯着腰的格鲁吉亚老妇人裹着头巾和冬衣 ，乞求着试图向我们推销她们的商品。这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水果、蔬菜、自制的蛋糕、编织的衣服、纪念品、每个角落都有出售的古董。在自由广场上，一位老妇人提供用纸和塑料袋包装的香料，这些香料是她放在一辆破旧的婴儿车里的收藏品。远处的圣乔治标志的镀金雕像反射着光线。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街头，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庞大的人群都想赚点钱。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个价值数亿美元的产业正在附近运作。  格鲁吉亚代孕妈妈把代孕作为逃避家庭暴力的手段 我们的下一次采访要难得多。格鲁吉亚反暴力协会主席Nato Shavlakadze在我发出最后一封请求采访的信后，才准备接待我们。他明确表示，我去那里不能是为了制造丑闻，也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事业，而是为了调查一个对格鲁吉亚和欧洲都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在他们位于一栋庭院公寓的办公室里，他们已经决定要 "测试 "我：他们需要与我见面，以决定是否足够信任我，分享他们关于代孕的看法。库卡纳什维利曾告诉我们，仅仅因为一些格鲁吉亚妇女出于经济原因选择做代孕，我们不应该认为只有最贫穷的人才会这样做。 格鲁吉亚新生活公司告诉我们，有些人只是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或者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但Shavlakadze说，有些代孕妈妈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住在她的非政府组织（NGO）安全屋里的几名妇女最终参加了代孕计划。不是因为非政府组织强迫她们这样做，而是因为社会上贫困的单身妇女几乎没有其他生存方式。"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我们从一个人口走私、毒贩网络中解救了一名妇女。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无论如何，她都是弱势群体。在国家儿童福利院长大，她曾被虐待过。她成了代孕妈妈，他们甚至不给她钱。" 沙夫拉卡泽说，一场危机带来另一场危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安全屋里为这些可怜的女性提供一些安全保障，为期几个月，但之后她们能去哪里？她们彼此联系，所以互相效仿，所以她们最终会选择做代孕妈妈。作为代孕妈妈，她们至少在怀孕期间有了一个家，生了几胎之后甚至可以买房。"  她建议我们去看望他们在第比利斯的安全屋，但我们不知道这将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任务。我们前往另一个住宅区，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我们得到的“安全屋”的地址---位于一家汽车修理厂附近。最终，他们为我们派来了一辆车。 房子在一条盲道的尽头，在高高的水泥墙后面。管理者Ia Khutsishvili出来迎接我们。她是一个微笑、友好的女人，但在短短的几句话中，她总结了谁住在这里以及为什么住在这里。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一位有五个孩子的母亲被安排住进了这里。她的脸上伤痕累累，但伤口已经缝合。她最小的儿子才一岁半。另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住在那里，她以前是一名记者，在她丈夫死后，她的岳父岳母曾试图杀死她。 该中心由国际基金会资助，最多可以提供八个月的住所。之后，必须自行安排去处。我们被告知，这在第比利斯比较容易，在农村就比较困难，因为大多数代孕妈妈也是从乡下来的。因此，我们前往格鲁吉亚各省，前往土耳其边境附近的阿哈尔齐赫镇，那里居住着许多亚美尼亚族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危机中心和安全屋。  格鲁吉亚传统价值观 妇女联盟组织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法律、医疗和心理支持，该组织的干事Marina Modebadze解释说：“最终成为代孕妈妈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年轻单身妇女试图躲避侵害和增加收入。该地区约有25%的婚姻是强迫婚姻。然后，发现自己被约束的女性就会变得经济脆弱。如果被抛弃，就不得不求助于代孕以此来摆脱贫困”。 心理学家说，封闭的省级社区的女性，特别是在非常传统的环境中长大的亚美尼亚人尤其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胁。在他们社区对婚外怀孕非常不宽容，离婚的妇女也会被歧视性的看待。她们往往不得不离家出走，前往第比利斯，好歹能更自由一点。如果她借助代孕来维持生计，她会尽量保密。但如果不成功，她就会告诉家里的人，她怀了孩子，但孩子死了。 通常代孕妈妈不会告诉她的宗教信仰很深的亲戚，她犯了他们认为是 "卖 "孩子的罪。危机中心的妇科医生描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代际冲突。俄罗斯军队长期驻扎在阿尔哈兹赫，离开后在该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核废料。在这个靠近亚美尼亚和土耳其边境的地区，生殖疾病和癌症的发病率异常高。现在50多岁的这一代人，当他们年轻时不孕不育的发生率非常高。这就助长了人们对年轻代孕妈妈 "轻易 "怀孕的负面看法。 尽管多次尝试，我们没有成功地进入安全屋，但我们还是设法与安全屋的一位受益者进行了交谈。这个女人被酗酒的丈夫殴打虐待了5年，然后独自一人照顾自己和身有残疾的儿子。我们问她，她需要什么来生存。她的回答是 "勇气"。当我们离开阿尔喀什时，经过白雪皑皑的山顶下仍然结着果实的无花果树，俯瞰着深邃黑暗的山谷，我们思考着勇气的意义。  赚钱容易，但生活却很沉重 我们从土耳其边境回来时得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的消息来源已经决定信任我们，并将协助我们与代孕妈妈取得联系，但首先我们要去第比利斯的一个医疗中心。 Oliko Murgulia医生在Zhordaniac诊所接待了我们。她也与库库纳什维利的说法相矛盾：“虽然格鲁吉亚新生命组织的负责人建议不要进行两次以上的代孕（同时承认这可能是很难控制的），但穆尔古利亚告诉我们，许多代孕妈妈生了四五次，或者在她们20多岁和30多岁的时候，只要她们能做到，就会生，代孕妈妈们都会做好准备”。 据悉，在怀孕期间，妇科医生不仅要检查胎儿是否发育正常，还要检查代孕妈妈有没有听从医生的指导，例如指导正确饮食、何时休息。代孕的孩子出生后，会检查代孕妈妈激素平衡是否恢复正常，月经周期是否恢复。但无论是这家诊所还是格鲁吉亚的 "新生命 "都不提供心理或精神支持，尽管心理治疗师库卡纳什维利承认，这是必要的，并希望将来能提供这种服务。 Oliko Murgulia的机构有一条规定，代孕妈妈在孩子出生后不能看到或触摸孩子：代孕妈妈和孩子出生后不能接触，因为诊所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样会给代孕妈妈带来心理负担。Murgulia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说话。她告诉我们，这个行业里大多数代孕妈妈纯粹是为了钱，格鲁吉亚男人经常带着自己的妻子来做代孕妈妈。"我认为这些男人在剥削女性：女性的身体是他们的收入来源。"Murgulia说。"格鲁吉亚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在贫困中挣扎。一个有几个孩子的格鲁吉亚妇女成为代孕妈妈，以便有钱养活自己的孩子"。  Oliko Murgulia的试管婴儿诊所位于一栋巨大的混凝土建筑的第一层，在周围的环境中显得格外醒目。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取卵的地方和植入胚胎的地方，我们还看到了他们储存冷冻的、未使用的胚胎的地方。采访结束后，我们得到了咖啡和蛋糕。诊所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女性，我们被告知，手术是由美国培训的一流专家进行的。 Oliko Murgulia说："你知道现在找一个好的胚胎学家有多难吗？他们往往只会看到支票上的美元符号。但我很难说服他们稳定的干下去，因为毕竟这一行很容易赚到钱。可以从四五次分娩中赚到不少钱，所以能独当一面的试管婴儿医生总是不断的流失出去自己开诊所。" 。 在格鲁吉亚试管婴儿医院外，我们目睹了一个场景，凸显了格鲁吉亚社会对孩子的重视。一辆旧车作为桌子，上面摆满了食物和饮料，周围是大声欢呼的人群在庆祝。一个年轻的父亲正在庆祝他的孩子的诞生。  代孕妈妈的平等权利 HeraXXI人权组织主任Nino Tsuleiskiri告诉我们，目前关于代孕的法律是格鲁吉亚社会辩论的原因之一，与我们已经交谈过的其他人不同，她认为需要改变。该组织甚至有一份草案，9月已提交格鲁吉亚议会讨论。Tuseleiskiri告诉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系统不透明，没有系统地收集数据。这意味着支持代孕的人们只是说格鲁吉亚不孕妇女的数量在逐年增加，可是外国公民也可以在格鲁吉亚代孕生育，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除非他们是同性伴侣）。 可笑的是，格鲁吉亚妇女只有在能够证明她们确实因为医疗原因不孕的情况下才能求助于代孕生育孩子：例如，如果她们没有子宫、或者严重的妊娠反应。格鲁吉亚维权人士希望代孕行业更加透明，格鲁吉亚公民也可以平等的对待。 我们问Tsueleiskiri是否考虑过游说禁止代孕，因为欧洲议会在2011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说 "代孕增加了妇女和儿童的人口贩卖以及非法跨境收养"。但她不同意：完全禁止只会导致更多的非法活动。这种激进的改变是行不通的。我们要问，谁维护代孕妈妈的利益？ Tsuleiskiri为我们指出了监管的方向。格鲁吉亚副公设辩护人Ekhaterine Shkiladze为我们概述了格鲁吉亚法律法规书中关于代孕的相关段落，并补充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记录或管理代孕妈妈的系统。她说，需要有一个国家权威机构来做这件事。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专员杜布拉夫卡-西蒙诺维奇在上一次访问格鲁吉亚时警告说，生殖医学领域缺乏监管，可能导致妇女受到剥削，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技术母亲（technical mother）”的梦想 我们花了几天时间与格鲁吉亚的社会事务活动价和法律专家、商人和妇女、医生、证人、社会观察家交谈。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出租自己子宫的妇女经历了什么，一个妇女为了钱将孩子交给别人，她曾经经历了什么。我们得到的只是代孕妈妈们想法的非常间接的印象。我们的对话者，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代孕，在讨论这个敏感话题时都非常谨慎。 玛吉准备在公开场合回应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过去有很多悲惨的遭遇，几乎不再关心未来会发生什么。她今年34岁，是一名清洁工，有时在上班。五年前，她因为要抚养自己一岁多的孩子而成为一名代孕妈妈。"我想好好养育他们，我必须给他们买食物，"她说。 她承认，签代孕合同时她闭上了眼睛，有些难以接受。"我唯一关心的是让我的孩子有好的发展。我后来才告诉我丈夫，他对此不太高兴。但我们不能反悔：如果我们取消了代孕合同，就得赔偿。"她告诉我们。丈夫有一个条件：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妻子为别人生孩子。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个秘密是不可能保守的住的。亲友们很快就发现了，因为她不得不多次去代孕中心检查孕期情况。 "他们的反应非常不好，骂我，孤立我。我只能靠自己了。"玛吉告诉我们，她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时而大笑，时而望向窗外。"我们和第一对夫妇的关系很好：他们很公平，定期来探望我们，不仅帮助我，还帮助我的整个家庭。"她说。她告诉我，她生下了一个2.5公斤的女孩。出生后，她给孩子喂了一个星期的母乳。虽然客户马上就把孩子带走了，但玛吉每天都会去看望孩子，让孩子吃母乳，同时一再强调孩子不是她的。 一家人离开格鲁吉亚后，玛吉的家人试图恢复正常生活。他们把处于危险衰败状态的公寓重新修整一番，钱让他们更轻松地照顾孩子。但在第一个孩子出生11个月后，诊所又联系她。他们打了几次电话，催促玛吉再试一次代孕，因为第一次代孕很成功。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去做第二次。"这位40岁的女性承认，目前，她已经怀上了一对双胞胎。玛吉是前一对雇主夫妇推荐的 "可靠 "代孕妈妈，直到怀孕第五个月之前，一切都很顺利。但随后她开始出现问题，需要住院治疗数周。她成功地坚持到了第七个月，但随后她生下了体重不足的双胞胎，健康状况不佳。其中一个婴儿在第比利斯死亡，而父母则将另一个婴儿带回以色列家中。 玛吉没有得到任何进一步的信息。剖腹产两周后，她去找代孕中介询问存活孩子的情况，并了解何时能收到钱。公司支持她向雇主索要报酬，并帮助她处理了法律方面手续文件，但后来她收到的信息是另一个孩子也死了--没有任何证明文件。然后经纪公司以Magie的名义起诉客户，但客户反诉。他们说代孕妈妈隐瞒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此怀孕出现了问题，并导致早产。 整个事件发生时，正值伊利亚牧首发表布道，批评代孕。官司仍在进行中，玛吉仍未收到钱。但她每年都会在孩子的生日时，继续纪念她生的还活着的孩子和已经死去的孩子，尽管不是自己的孩子。现在她又怀孕了。"我希望如果我生下第三个孩子，那么我就能克服我所经历的一切困难。我要把一切，一切都给这个孩子。"她笑着说，眼神紧张地跳动着。她说，如果能回到过去，她就不会再做代孕妈妈了。她说，给不孕不育的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很美好的，"但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 她的手腕上有一个格鲁吉亚的十字架，上面有教长的名字，她把双手放在嘴前，一遍遍地说："在这个国家里，我只有一个人，我失去了所有人。"她不断重复着。这是很多代孕妈妈的遭遇。 当我把孩子交给预期父母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 然后，我们与塔玛联系，她说自己被告知 "问题不大"。她是一个瘦弱的女人，她来的时候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她要求我们不要拍摄她的脸，也不要让人认出她来。她微笑着，重复着她公式化的介绍。"能帮助没有孩子的夫妇生孩子是件很开心的事。"她解释说，她的职业是教师，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亲戚推荐她尝试做代孕妈妈。当时她想和丈夫分手，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在打她。他们分手后，她一无所有。丈夫还阻止她见她10岁的儿子。这时，塔玛转而求助于做代孕妈妈以缓解困境。她的这些遭遇别人都不知道。 "这很难，但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塔玛尔补充说，她在怀孕期间感觉自己又做了母亲。"我已经有5年没见到儿子了。我有了一个孩子，而孩子还在我的肚子里，"她说。她在2013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2016年生下了一个男孩。她高兴了9个月，然后就是创伤。"当我不得不把孩子交给雇主父母时，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但整个事情无法挽回。如果可以回去，如果法律允许，我会把孩子留下来”她说。 她只见过外国客户一次，就是在大使馆签文件的时候。这个环节说明了大使馆在代孕计划中也扮演着核心角色。 她与父母和孩子没有其他接触，只留下几张一天大婴儿的照片，虽然父母也可以禁止她拍照。她会再次尝试代孕（她重复说，我已经五年没有看到我的儿子了），但现在她不得不等待，因为她最近做了大手术。过去四年和两次代孕帮助她摆脱了家庭暴力，并为自己买了一套房子。当被问及如何看待 "技术妈妈 "这个词时，她回答说，她认为自己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和Magie一样，她也希望能和自己生下的孩子保持联系，尽管顾客的态度可能是反对。我问她，怎样才能让她成为一个幸福的母亲。"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陪着我。" 孩子是谁的？是属于孕育孩子的人的，这是我在第比利斯的最后印象。一个强壮的大汉开着出租车，穿过漆黑的城市，去往机场。这地方就像一个正在调查的犯罪现场，每个角落都有警察和警笛声。我们的司机几乎没有注意到，响亮的格鲁吉亚民乐正在播放。他拍打着方向盘，咄咄逼人地调侃着。"发生什么事了吗？警察在找谁？" 我问。"你知道的，这地方太躁动。"他看了一眼后视镜说。"我们需要被控制。" *** 本文是在英国媒体多元化研究所的专业帮助下撰写，汉语译文由91喜来宝（91xilaibao.com）站长提供。 |
Jagger 发表于 2021-3-26 15:44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netlover 发表于 2021-6-29 03:48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netlover 发表于 2021-6-29 03:48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