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hael Theologos和他的儿子Alexandros。这名婴儿（Alexandros）是在墨西哥塔巴斯科州的一位代孕母亲所生，他出生后被当地官员带走了几周。托德·海斯勒（Todd Heisler）/《纽约时报》  第二天，官员们赶到医院，带走了新生儿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他们表示，身为纽约市居民的Michael Theologos违反了墨西哥塔巴斯科州一项禁止代孕妈妈为外国人代孕生育孩子的新法律。 59岁的Michael Theologos在六周的时间里没有再见到他的儿子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 “你实现了你的梦想，可是有人过来带走了一切，”Michael Theologos先生说，他是一名美国公民，为代孕支付了5.5万美元。在美国纽约皇后区接受电话采访时，他补充说，“对我来说，这是世界末日。 Michael Theologos和他的儿子等十几个在墨西哥代孕的外国家庭卷入了一场法律纠纷，这些纠纷都是因为墨西哥塔巴斯科州实施的新代孕法律限制。 多年来，塔巴斯科是墨西哥唯一一个允许外国人雇佣代孕妈妈的州。 墨西哥塔巴斯科州政府官员和律师表示，还有几十个在塔巴斯科州代孕的预期父母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境。 专家们表示，这些纠纷案突显了商业代孕的法律复杂性，以及将其交给自由市场的风险。 “这是一个难以监管的领域，”悉尼非营利组织“代孕家庭”(Families Through代孕)的全球总监萨姆·艾佛林厄姆(Sam Everingham)说。该组织召开代孕研讨会，并在互联网上分享信息。 他说，来自富裕国家的预期父母在较贫穷、监管较少的国家雇佣代孕妈妈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随着收养儿童的法规日益严格，代孕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发展。但一些代孕市场繁荣起来后，突然禁止外国人或非异性婚姻的人代孕，这往往让预期父母在混乱过程与不确定中蒙受损失。  在塔巴斯科州，新的代孕限制措施为数以千计的女性关上了一扇有利可图的大门。塔巴斯科州的石油业已经减少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失业率超过7%，是整个墨西哥共和国最高的。 “这里没有机会，”34岁的玛丽安娜说。她是一名失业的销售人员，去年为一名澳大利亚男子代孕生了一对双胞胎。和本文采访的其他代孕妈妈一样，她不希望使用自己的真名。最近，在Villahermosa市中心一家喧闹的咖啡馆里，她一边喝着果汁，一边说，这次怀孕是她“唯一的赚钱机会”。为此她可以获得大约1万美元的报酬。 这里的代孕市场从来没有印度和泰国那么大。塔巴斯科州政府估计，从2013年到2016年，塔巴斯科州每年约有200名代孕婴儿出生;学者和活动人士表示，每年的代孕带来的收入可能超过1000万美元。 在塔巴斯科州研究代孕四年的博士生阿普丽尔·霍瓦夫(April Hovav)说，这个数字很难确定，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父母在新生儿登记时，把代孕妈妈记录为孩子的亲生母亲。在法律层面，这类登记都不能统计为代孕。 但2016年1月14日，当塔巴斯科州立法者修改了民法，将代孕资格限制在“墨西哥国籍的异性恋者”时，代孕生育高峰结束了。 塔巴斯科州政府的法律协调员胡安佩拉塔（Juan José PeraltaFócil）表示，塔巴斯科州的合法代孕一直被外国人滥用。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他说，塔巴斯科州政府认为一些预期父母打算买卖孩子的器官或让孩子进行色情活动。他说，他也认为，有些所谓的预期父母实际上是在养家庭奴隶，这些奴隶会在他们年老时帮助他们。他还说，“那种年纪的人想要孩子干什么?” 瑞士圣加伦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跨文化研究助理教授卡罗琳·舒尔(Carolin Schurr)曾在塔巴斯科研究过代孕问题。她认为，尽管墨西哥也有代孕丑闻，但有关虐待的讨论只是官方对同性恋夫妇雇佣塔巴斯科女性感到不安。她说，塔巴斯科州70%的代孕客户是外国同性恋。 “其实是歧视同性恋家庭，”她说。  León Altamirano，他在Villahermosa的律师事务所专门研究代孕案例涉及的法律问题，说这个日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代孕不是一个9个月的过程—-试管婴儿可能需要几次尝试才能成功怀上。 此外，他说，任何法律都不能溯及既往。他说，他的客户的代孕合同早在法律修改之前就已经签订了。 他们的律师说，一些预期父母已经成功地起诉了塔巴斯科州民事登记处，以获得他们代孕出生的宝宝的出生证明，有些国家驻墨西哥大使馆也进行了干预。 Michael Theologos先生是唯一一个孩子被夺走的父母，他聘请了三名不同的律师，但事情毫无进展。2017年1月下旬，他的案子被提倡生育权利的非营利组织“生育选择信息组织（Information Group on Reproductive Choice）”受理。 GIRE的律师奥尔特加(Anel Ortega)说，该组织向法院提交了人身保护令请求，理由是新生儿亚历山德罗斯是被强行带走的。亚历山德罗斯是用捐赠的卵子怀上的，后来被植入了代孕妈妈的子宫。1月31日，亚历山德罗斯被送回了Michael Theologos身边，三周后，Micheal Theologos带着他的新生儿宝宝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离开了墨西哥。 塔巴斯科官员佩拉尔塔(Peralta)表示，有六个在塔巴斯科州代孕的家庭正在等待获得出生证明。但一个家庭的苦难经历结束，其他家庭的苦难也将开始。佩拉尔塔（Peralta）估计，大约有100名外国预期父母的代孕婴儿即将诞生;律师们表示，真实数字接近300或400个。 “我们不会给他们开出生证明，他们如果非要获得出生证明，就必须去法院起诉。”佩拉尔塔说。 法国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实验室技术员朱利安·布罗瑟(Julien Brosse)的儿子马丁(Martin)于2016年12月16日在墨西哥塔巴斯科州出生。在人们三次试图取得马丁的出生证明但多次交涉无果后，她最终起诉了塔巴斯科民事登记处。布罗瑟的律师约瑟夫法Pérez Pérez (Josefa Pérez Pérez)说，他可以再等待数周的到法院判决。 “非常孤独，”布罗塞(Julien Brosse)说。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他留在了维拉赫莫萨（Villahermosa）。他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敢带马丁出门，因为孩子没有身份证明。Brosse先生说他每天都联系律师询问事情的处理进度，通过Skype与他的丈夫，以及18个月大的儿子交谈——他的儿子也是2014年在塔巴斯科州由当地代孕妈妈生的。 “他们想拿我们杀一儆百病，他们想让我们害怕。”他在谈到塔巴斯科政府时说。 提倡代孕权利活动人士说，政府还想吓唬代孕妈妈。奥特加（Ortega）说，为Michael Theologos生下孩子的比阿特丽兹(Beatriz)正因涉嫌贩卖未成年人接受调查。另一位要求匿名的代孕妈妈说，从2015年12月到2016年2月，她已经接待了三次社会服务官员的探视，她因此感到恐惧、害怕而搬家。 代孕律师和代孕中介表示，禁止外国人只会让当地的代孕交易转入地下。一名怀孕5个月的代孕妈妈怀的是一名外国男子的孩子，她说她认识其他几名为外国人代孕的妇女，所有人都悄悄地进行代孕。 “代孕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舒尔博士（Dr. Schurr）说。  “政府需要在国内创造更好的代孕渠道，”艾佛林厄姆（Everingham）在谈到代孕时说。对于代孕的限制性政策“促使人们参与国外代孕并承受风险”。但愿Michael Theologos先生的悲惨遭遇不要再次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最好攒到足够多的钱，然后在美国代孕，”他说。包括他的法律诉讼费用和酒店费用在内，他在墨西哥花费了大约9万多美元，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公寓抵押贷款来支付这笔费用。 尽管如此，Michael Theologos还是计划把亚历山德罗斯带回墨西哥，这样他就能见到比阿特丽斯（Beatriz），他说，比阿特丽斯“永远是我孩子的母亲”。 2017年的一个晚上，31岁、有两个十几岁女儿的比阿特丽斯(Beatriz)通过视频聊天看到Michael Theologos把亚历山德罗斯放在膝盖上颠来颠去。在Alexandros回到Theologos先生身边之后到在他们回到美国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比阿特丽斯(Beatriz)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给孩子洗澡，哄他睡觉。 “我想念你们俩，”比阿特丽斯(Beatriz)说，Michael Theologos把穿着黑白连体衣的婴儿Alexandros放在小床上。Michael Theologos告诉她，他已经在为Alexandros的墨西哥之旅做准备。 “我想让他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他说。  |
